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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办法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3月23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6年3月29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矿山建设的安全保障
第三章 矿山开采的安全保障
第四章 矿山企业的安全管理
第五章 矿山安全的行政管理与监察
第六章 矿山伤亡事故调查处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矿山生产安全，防止矿山事故，保护矿山职工人身安全，促进采矿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以及从事与矿山安全有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矿山安全工作加强领导，全面负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矿山安全工作实施综合管理和行政监察。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依法对矿山安全工作进行管理。
矿山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个体采矿者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者，对本企业和个体采矿的安全生产负责。
矿山职工和工会组织对矿山安全工作进行监督。
第四条 对于在矿山安全生产和安全管理、监督、科学研究、设施改进以及矿山抢险救护等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矿山建设的安全保障
第五条 矿山建设工程的设计（含开采方案，以下同）和施工，必须由依法取得设计、施工资格的单位承担。
第六条 矿山建设工程的设计文件必须符合有关矿山安全的法律、法规、规程和行业技术规范，并按国家规定经管理矿山企业的主管部门批准，不符合规定的，不得批准。
第七条 建设单位向设计审查部门报送矿山建设工程设计文件时，应当同时报送同级劳动行政部门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部门和组织。
设计审查部门在组织矿山建设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时，必须有劳动行政部门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部门和组织参加。没有上述部门参加，设计审查部门不得批准工程设计；建设单位不得进行工程施工。
第八条 已经批准的矿山建设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经过修改重新审查时，应当有原参加审查的劳动行政部门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部门和组织参加审查。
第九条 矿山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前一个月，建设单位应当向参加设计审查的部门和组织报送安全设施完成情况、检测数据及安全设施质量与可靠性综合评价资料。有关部门和组织应当在接到报告后七日内到现场检查，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改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主管部门在组织验收时，必须有参加设计审查的部门和组织参加。没有上述部门参加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批准矿山工程投入生产和使用。
矿山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将矿山建设工程施工情况和验收综合报告，报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第三章 矿山开采的安全保障
第十条 矿山开采必须符合国家和省有关劳动安全设施与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的规定，执行所开采矿种的安全规程和行业技术规范。
第十一条 集体、私营和个体煤矿开采必须具备以下保障安全生产的基本条件和必要的措施：
（一）每个矿井有两个以上行人能通到地面的安全出口，严禁独眼井开采；
（二）按规定建立独立、完整、合理的通风系统，井下作业地点有足够的新鲜风量；
（三）井下人员使用符合标准的矿灯照明，严禁使用明火明电照明；
（四）井下放炮使用放炮器和煤矿安全炸药、电雷管，严禁使用明火明电放炮；
（五）井下使用的电器设备必须符合有关规程的要求，沼气矿井严禁使用非防爆电器设备；
（六）按规定使用瓦斯检测仪器，配备专职瓦斯检查员，建立瓦斯管理制度；
（七）实行机械提升，并有符合规定标准的保护装置；
（八）具有自燃发火危险的矿井，备有可靠的防灭火设施；
（九）有经过实际测量并及时填绘的井上下对照图、采掘工程平面图、通风系统图。
第十二条 矿山开采，在下列情况下必须编制预防和治理灾害的专门设计方案，报主管部门批准，并报劳动行政部门备案，涉及有关部门的，应事先征得其同意：
（一）有煤（岩）与瓦斯突出危险的；
（二）有冲击地压的；
（三）有严重毒性和放射性危害的；
（四）在需要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和铁路、水体下面开采的；
（五）在地温异常或有热水涌出地区开采的。
第十三条 矿山井下巷道和采掘工作面必须根据地质条件和顶板状况按规程要求进行支护，支护强度必须符合控制顶板的要求。
第十四条 在开采过程中，遇到下列情形之一时，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保证生产安全；不能保证安全时，必须立即撤出人员：
（一）采掘作业通过断层、破碎地带时；
（二）初次放顶或顶板周期来压时；
（三）风流中瓦斯浓度超过安全限度或局部瓦斯积聚时；
（四）有煤（岩）与瓦斯突出征兆或在有煤（岩）与瓦斯突出危险的矿井放炮揭开煤（岩）层时；
（五）出现高温、煤油气味、一氧化碳超过安全限度等自燃发火征兆时；
（六）有透水征兆或探放水及采掘活动接近含水断层、流砂层、砾石层、溶洞、老窑或灌过泥浆的采空区与旧巷时；
（七）开采液态、气态矿产资源和其他矿种出现该矿种特有的重大事故征兆时。

第四章 矿山企业的安全管理
第十五条 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在矿山安全方面的主要职责是：
（一）执行有关矿山安全法律、法规、规程和规范；
（二）组织制定、落实各项安全规章制度和作业规程、操作规程；
（三）在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生产工作时，将矿山安全工作列为重要内容；
（四）定期召开安全办公会议，研究布置安全工作，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问题；
（五）按规定安排和使用安全技术措施专项费用，改善矿山安全条件，消除危害安全的事故隐患；
（六）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有计划地进行安全培训；
（七）按规定发放劳动防护用品；
（八）按规定为职工提供保险待遇；
（九）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发现并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十）定期向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报告安全工作情况，接受职工安全监督，及时办理工会和职工提出的有关安全生产的意见和建议；
（十一）发生矿山事故，迅速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保护事故现场，并立即报告有关部门。
第十六条 矿山企业工会在维护职工安全生产合法权益方面，具有下列职责：
（一）宣传矿山安全法律、法规，配合本单位教育职工遵纪守法；
（二）组织职工监督有关矿山安全的法律、法规、规程和规范的落实情况，发现违反矿山安全法律、法规、规程和规范时，有权要求企业行政方面或者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三）发现企业行政方面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发现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在危及职工的生命安全时，有权向企业行政方面建议组织职工撤离危险现场，企业必须作出处理决定，情况严重，企业不及时处理时，工会有权支持职工停止
操作，撤离危险现场，职工工资和福利待遇不受影响；
（四）在有关安全生产的会议上，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参加职工伤亡事故的调查和善后处理。
第十七条 矿山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法享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休息休假和接受职业技能教育；
（二）参加民主管理，向本单位提出有关安全生产的意见和建议，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制度的制订；
（三）向有关部门反映本单位安全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四）对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职工有权拒绝执行；对危害安全的错误决定和行为，职工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八条 矿山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承担下列义务：
（一）遵守矿山安全的法律、法规、规程和规范以及各项安全生产制度与劳动纪律；
（二）服从生产指挥，保证工作质量，积极处理事故隐患；
（三）依法接受安全培训，参加各项安全活动；
（四）爱护安全设施，正确使用劳动防护装置和用品、用具；
（五）发生事故时，积极抢救人员和财产，保护事故现场，并立即向企业行政方面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九条 矿（场）长必须具备矿山安全专业知识，具有领导安全生产和处理矿山事故的能力，经有关部门考核合格。

第二十条 属于有特殊安全要求工种的矿山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接受专门培训，经考核合格，取得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考核、发证，按国家《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管理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应当对新职工进行岗前培训，并对职工进行经常性安全教育和培训，保证质量，登记建档，培训时间必须符合规定。
第二十二条 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不得录用未成年人从事井下劳动，不得分配女职工从事井下劳动。
第二十三条 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每年必须将安全技术措施专项费用安排和使用情况，报主管部门和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在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必须依法明确规定合同当事人双方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义务以及用工方提供的劳动保护用品和劳动条件。
第二十五条 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使用的有特殊安全要求的设备、器材、防护用品和安全检测仪器，必须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或者行业安全标准。
第二十六条 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必须对作业场所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和井下空气含氧量进行检测，保证符合安全要求。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有关机构检定测试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煤矿必须严格执行入、出井人员检查和清点制度。严禁携带烟草和点火物品、穿化纤衣物进入矿井，入井前严禁喝洒。

第五章 矿山安全的行政管理与监察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矿山企业的主管部门对矿山安全工作行使下列管理职责：
（一）组织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贯彻矿山安全法律、法规，并检查执行情况；
（二）审查批准矿山建设工程安全设施的设计；
（三）负责矿山建设工程安全设施的竣工验收；
（四）组织矿长和矿山安全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
（五）参加调查和处理重大矿山事故；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管理职责。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在矿山安全工作方面行使下列职责：
（一）依照有关规定制定矿山安全的规范和地方标准；
（二）组织和指导矿山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和培训；
（三）制定矿山安全工作计划和管理目标；
（四）统计报告矿山伤亡事故，进行综合分析；
（五）综合协调指导矿山安全工作；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对矿山安全工作实行监察，其主要职责是：
（一）监督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及其主管部门贯彻执行矿山安全法律、法规的情况；
（二）参加新建、改建、扩建矿山工程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监督安全设施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三）检查矿山劳动条件和安全状况，组织重大事故隐患评估，监督不安全因素和事故隐患消除情况；
（四）监督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对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和有关人员的安全资格考核情况；
（五）监督矿山企业安全技术措施专项费用的安排和使用；
（六）组织矿山事故的调查和处理，监督事故防范措施的落实；
（七）矿山事故调查处理，应充分听取有关部门和组织的意见，在对事故的分析和事故责任者的处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有权提出结论性意见；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监察职责。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根据需要，设置专职或者兼职矿山安全监察员。矿山安全监察员由省劳动行政部门考核任命，发给矿山安全监察员证。
第三十二条 矿山安全监察员具有下列监察职责：
（一）进入矿山现场，对安全工作进行检查；
（二）参加有关的安全工作会议，调阅有关安全工作的文件和资料；
（三）进行安全检查和事故调查时，有权使用音像设备和检测仪器；
（四）发现危及职工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要求企业立即处理；
（五）向有关部门和上级劳动行政部门反映矿山安全工作情况。
第三十三条 矿山安全监察员执行任务时，必须佩戴劳动部统一制作的监察标志，持有监察证。

第六章 矿山伤亡事故调查处理
第三十四条 矿山发生重伤或者死亡事故，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必须立即组织抢救，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立即按规定报告有关部门和组织，最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第三十五条 劳动行政部门接到一次死亡三人以上或重伤十人以上的事故报告后，必须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
第三十六条 发生死亡事故，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必须保护事故现场。因抢救人员需移动现场物品时，必须作出标记，绘制事故现场图，并详细记录。
第三十七条 矿山伤亡事故调查处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
第三十八条 清理事故现场和恢复生产，须经政府组织的事故调查组确认，在不影响事故调查和发生事故危险已经排除的情况下进行。
第三十九条 矿山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应当在三十日内结束，特殊情况不得超过六十日。
第四十条 矿山事故处理结束后，发生事故的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及其主管部门，应当将事故情况及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决定，向职工公开。
第四十一条 上级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下级人民政府已调查或者处理的矿山事故直接组织调查，并做出事故处理决定。
第四十二条 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对在矿山事故中伤亡的职工，按照国家规定给予抚恤或者补偿。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由有关部门责令停产整顿，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一）职工未经安全教育培训，分配上岗作业的，按每人次三百元处以罚款；
（二）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操作证书就上岗作业的；
（三）使用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或行业安全标准的设备、器材、防护用品、安全检测仪器或者未按规定向劳动者提供劳动防护用品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四）未按规定安排和使用安全技术措施专项费用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五）未按规定及时、如实报告矿山事故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处以单位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矿山建设工程安全设施的设计未经劳动行政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依据规定提出的意见被采纳之前擅自施工的，或已经批准的矿山建设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经过修改未报劳动行政部门重新审查就施工的，由劳动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停止施工。
第四十五条 矿山建设工程安全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投产的，由劳动行政部门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劳动行政部门会同管理矿山企业的主管部门或行业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拒不停止生产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由有关主管部门
吊销其采矿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第四十六条 矿山建设工程安全设施未达到验收标准，参加验收的单位批准其投产的，由有关部门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四十七条 已经投入生产的矿山企业，劳动安全设施和劳动卫生条件不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会同管理矿山企业的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由劳动行政部门处以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由有关部门吊销
其采矿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第四十八条 矿山企业、个体采矿者招用未成年人从事井下劳动或分配女职工从事井下劳动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按每侵害一名女职工、未成年工罚款三千元以下的标准处罚。
第四十九条 对于违反矿山安全法律、法规、规程和规范造成伤亡事故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条 劳动行政部门、管理矿山企业的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和组织以及矿山安全管理人员在矿山安全工作方面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罚款必须全部上缴同级财政，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截留或者挪用。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对有关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及一千元以上的罚款，可以要求有关行政机关组织听证，有关行政机关应依法组织听证。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3月29日
论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
丘云卿 丘荣城 余筠源（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
内容提要：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法律援助面临着种种困境，要解决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并使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就必须明确在现阶段法律援助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尤其是法律院系在法律援助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的资金严重短缺问题。
关键词：法律援助 和谐社会 共同责任 困境 对策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1]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重申，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要目标。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2]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权利的充分赋予和权利的有效实现与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3]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4]而法治是和谐社会实现与维系的必要社会环境。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
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5] “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6]一个司法不公正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之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影响，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遵纪守法也是社会和谐的体现。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7]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中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8]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9]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在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上已有体现。而在国外，人们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已经提升到了以宪法规范来加以保障的高度。如意大利1949年宪法第24条规定：“贫困者有在任何法院起诉和答辩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障之”。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
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10]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亟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11]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2004年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12]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13] 2004年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2004年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把法律援助定义为：“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14]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15] “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16]等等。
纵观对于法律援助的诸多定义，虽然各个定义或许在受援主体或施援方式上略有区别，但是却无一例外地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17]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 ，在对于法律援助性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助性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代理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18]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19]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20]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21]
四、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明确了法律援助在现阶段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以下是笔者对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韩国有《法律援助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22]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时代呼唤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通过法律援助法规，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信访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23]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要强调的是：法学院系应该在法律援助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律院系的事业单位性决定了其应该在法律援助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方式如下：
——实行诊所法律教育。“诊所法律教育发端于美国，它借鉴医学院诊所与临床实践的教育模式，在有经验的教师导下，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件中代理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其所迫切需要的法律服务”。[24]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院学生对传统课程设置日益不满，积极要求实践性法学教育和为社会服务的渴望日益增长的推动下所形成的。[25]“是法学院在社会对法学院毕业生的能力诸多否定和批评的情势下，对法学院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进行反思、检讨和修正的结果”。[26]
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建立法律诊所并获得显著成效。诊所里的学生在实践性的教学中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效果，而且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咨询、代拟文书、代理甚至法律辩护等实践中为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2005年9月，我国已有35个法律院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7]实践证明，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无论是对法学教育改革还是法律援助事业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8]
——建立法律援助机构。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
“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其中不少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从其2000年成立到2001年11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待来访者2500余人，回复电话、信件500余次（件），成功办理6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曾创下我国民间法律援助单个案例索赔额之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9]实践证明了高校法学院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可行性及其对缓解目前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重大作用。
法律院系无论是以诊所法律教育还是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形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具有独特的优势。
（1）人力资源丰富。我国高校法律院系的教师理论知识深厚渊博（多数教师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博士化已成为趋势），并且不少教师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还有一些是法官出身，具有独立承办重大疑难案件的经验；法律院系的本科高年级学生、法学硕士及法律硕士都是法律知识功底扎实并有志于提供法律服务的热血青年，而且其中有些法律硕士或法学硕士甚至已经通过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具备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基本资格。法律院系里的济济人才无疑是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力量。
（2）服务成本低，质量高。法律院系学生无论以何种形式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是以学习实践经验、锻炼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一般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学校也无需支付工资，更容易实现无偿为经济困难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一般都是学生中成绩好、能力强的佼佼者，他们参与法律援助的工作与其社会实践学分或综合测评挂钩，老师也会对他们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必要指导并且在必要时亲自参与其中，因而保证了法律援助的质量。[30]
（3）社会更易于接受。现阶段我国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仍然是律师，由于律师基于职责所在有时难免要替被公众认为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辩护，社会公众基于自然感情在心目中对律师存在误解，认为律师“惟利是图”，甚至可能产生抵触情绪而缺乏对律师的信任。而“法学院学生正直纯洁的风气，敢于伸张正义的勇气和法学院知识权威的形象，以及法学院在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制中的中立地位，使得普通百姓更容易产生信任感，也更易于案件的及时处理”。[31]
3、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社会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中华民族是有扶弱济贫、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只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引起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高度重视及对其困境的了解，鼓励公司、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其它行业协会以及有经济能力的人捐款，就一定能募集到更多的捐助，[32]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33]《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法律援助服务是“无偿法律服务”，探究其立法目的，无非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防止出现有偿服务，损害法律援助事业的形象，其价值取向是使法律援助制度维护社会公正作用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与此法规在价值取向上并无冲突。因为实行费用分担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弥补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正常运作的举措，这与有偿法律服务的营利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价值取向也是为了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施行。[34]此制度已为多国实践。[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