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防止发生重大特大火灾事故的紧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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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隐蔽性证据”，是指含有隐蔽性信息的证据。所谓“隐蔽性信息”，则是指不为外人所知而只有作案人才知晓的案件细节。

实践中的隐蔽性证据，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证据的来源具有隐蔽性。例如，甲故意杀人后，将凶刀埋藏在其屋后第二棵树下1米处，因藏匿地点隐蔽，外人难以发现，公安机关反复勘查现场和搜查甲住处均未能查获，后根据甲的供述才起获该凶刀。该凶刀的藏匿地点隐蔽，除非作案人本人，否则不可能知晓，故该凶刀(物证)属于来源具有隐蔽性的证据;二是证据本身在内容上蕴含了隐蔽性信息。例如，乙因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后乙供述，受贿地点是在其私车上，时间为傍晚7点左右，行贿人当时是用两张报纸包裹着5万元现金，因受贿人当时开着车，所以接过赃款后随手丢在了车的后排座上，等等。乙的上述供述，即蕴含着隐蔽性信息，因为受贿的时间、地点以及具体过程，属于只有作案人(受贿人)才知晓的隐蔽性信息，证据(供述)蕴含上述隐蔽性信息，即构成隐蔽性证据。

由于隐蔽性证据本身蕴含着不为外人所知而只有作案人才知晓的隐蔽性信息，据此可以在犯罪嫌疑人与案件事实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因此，司法实务中往往利用证据中的隐蔽性信息判断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或者印证其他证据的真实性。

我国司法实务中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在被告人“时供时翻”、“反复自白”的情况下，如何认定证供的真实性，一直是证据实务中的棘手难题，而隐蔽性证据因为在判断证据真实性方面的独特优势，成为处理翻供、翻证问题的“杀手锏”。对此，2010年6月颁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4条明确规定:“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互相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有罪。”这一规定明确建立了“隐蔽性证据”规则，赋予了隐蔽性证据较高的证明力，即只要隐蔽性证据的合法性得到保证且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即可据此直接认定被告人有罪。

但是，“隐蔽性证据”虽然证明力较高，但在司法实务中仍要注意规避错案风险:

一是防止“孤证定案”。正因为隐蔽性证据本身的证明力较高，司法实务中部分侦查人员往往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对隐蔽性证据的收集上，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其他相关证据的收集、调查，结果导致隐蔽性证据因为缺乏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而成为“孤证”。以前述某乙受贿案为例，若该案仅有某乙的有罪供述，而缺乏行贿人的证词以及起获的赃款等其他证据相印证，则该案即使有隐蔽性证据，亦不得定罪，因为，该隐蔽性证据因为缺乏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已经构成“孤证”，而孤证不得定案。

二是防止“替身犯”。所谓“替身犯”，即冒名顶罪之人。如果案件存在“替身犯”，则过于强调隐蔽性证据的运用，反倒可能导致错案，因为，作案人与“替身犯”完全可以联手布局，以所谓“隐蔽性证据”诱使侦查机关“入彀”。识破迷局、防止“替身犯”，关键是加强对证据真实性的审查、判断，尤其是要注重从经验法则的角度对案件细节进行甄别。

三是防止“隐蔽性证据”因为隐蔽性信息的泄露而失效。何谓“隐蔽性证据”，本身也有一个如何认定的问题，认定不当同样可能导致错案。例如在一起投毒案中，被害人发现自家食用油中含有农药，因怀疑毒药系与自己有隙的邻居所投，随即在自家院坝中大声谴责邻居，并引来大量群众围观，案件信息(投毒时间、地点以及所投毒药)基本曝光。后公安机关将邻居列为犯罪嫌疑人展开侦查，犯罪嫌疑人很快认罪，虽然并未进一步搜集到其他证据(如装农药的容器)，但公安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作案过程(投毒时间、地点、所投农药的种类等)与案发情况基本一致、能够相互印证，且作案时间、地点以及所投农药种类等皆属案件的隐蔽信息，非作案人本人一般不可能知晓，因此，尽管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仍决定对其移送审查起诉。该案中，作案时间、地点以及所投农药种类等固属案件的隐蔽信息，但因为该案被害人曾在院落中大声叫骂并引来大量群众围观，导致案件信息曝光，因此，原本的隐蔽信息已经不再具有隐蔽性，不能据此认定被告人有罪。

由此可见，实践中在运用隐蔽性证据定案时，一定要谨慎小心、注意规避错案风险，绝不能仅仅因为隐蔽性证据的存在，就不再进一步收集、调查其他证据，而是要对证据进行全面收集、审查、判断，综合权衡能够形成证据锁链后方能定案。

(作者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徇私”行为在渎职犯罪中的认定

白静浦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徇私”类渎职犯罪共有16个条文18个罪名（如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商检徇私舞弊罪等到），除了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修正的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三款将“徇私”舞弊规定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外，其他条文都将“徇私”，规定为成立犯罪的必要构成要件。关于“徇私”如何理解，是刑法中所有“徇私”类渎职犯罪的共性问题，也往往是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问题。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存在不同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199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徇私舞弊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曾规定，徇私舞弊中的“私”包括“为牟取单位或小集体不正当利益”。因此，“徇私”不仅包括徇个人私情、私利，还包括徇单位之私、徇小团体之私。
　　另一种意见认为，199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上述解释在1997年刑法修改后不宜再适用。个人与单位毕竟不同，而且有的单位其性质就是追求利润，因而为单位追求利润、牟取利益的行为不宜认定为“徇私”。
我们认为，刑法条文中规定的“徇私”应理解为徇个人私情、私利，私情、私利与单位利益相对应，徇单位之私不能理解为“徇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理由在于：
　　首先，从刑法解释理论的角度出发，“徇私”不应包括“徇单位之私”。
　　刑法解释理论一般认为，文义解释方法是刑法解释的基础，对任何方案条文的解释均应从文义解释开始，而体系解释方法通过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的关联性探求刑法规范的意义内容，以维护刑法体系及其概念用语的统一性。从刑法意义上讲，一般认为，“单位”是指依法设立，有必要的财产或经费，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场所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社会组织，包括法人单位和非法人单位，包括公司、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可见，刑法中的“单位”是与自然人个人相对应的术语。而据《新华字典》的释义，“私”有三层含义：个人的，跟“公”相反、为自己的；秘密而不公开，不合法；暗地里，偷偷的。因此将“私”与单位相关联称为“单位之私”，应该说不符合刑法用语的逻辑性，而将“徇私”中的所谓私情、私利与“单位利益”相对应，正是把握“徇私”内涵的正确界限。同时，如果将“徇私”可以理解为“徇单位之私”，那么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逻辑上将无法说通（为国有公司、企业的谋取单位利益与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和出售是矛盾的）。因此，从追求概念用语统一性的体系解释出发，“徇私”也不应包括“徇单位之私”。
　　其次，为了本单位利益实施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渎职行为，有相应的刑法罪名予以规制。
　　我国刑法岔第九章“渎职罪”采用了“堵截构成要件”的立法方法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徇私舞弊情节的渎职犯罪行为，可以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根据1999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第二条，对于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即使没有“徇私”情节，也可以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或者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如果具有“徇私舞弊”情节，则应从重处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1999年12月24日刑法修正案实施以前发生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渎职行为（没有徇私舞弊情节），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不能按照刑法修正案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为牟取“小集体”、“小团体”利益能否认定为“徇私”，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司法实践中，与“徇私”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非为行为人单纯的私利、私情，而是为牟取“小集体”、“小团体”利益的，能否认定为“徇私”？最高人民检察院1996年的相关解释中曾规定，徇私舞弊中的“私”包括“为牟取单位或小集体不正当利益”。我们认为，该司法解释已经废止，不应再适用，而且“小集体”、“小团体”的称为并不是规范的法律用语，“小集体”、“小团体”利益如何看待，就是要认定“小集体”、“小团体”利益究竟是单位利益，还是多个个人利益的结合。司法实践中，要注意结合具体案情，区别对待，准确认定是单位利益还是私情、私利。如果行为人并非为了单位利益，而是为了懔“小集体”、“小团体”的不特定单位成员的私情、私利的，可以认定为“徇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