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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伤害事故及其法律责任有关问题研究

孙德国*


近几年来，因学生伤害事故而引起的人身伤害赔偿案件逐年增多，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在这些案件中，学校到底应不应当承担责任？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为什么要承担责任？众说纷纭，不一而足。正确处理好学生伤害事故赔偿案件，理清学校在案件中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对于保障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平等的保护学校、学生合法权益，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管理秩序，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下面笔者结合实践，就与学生伤害事故及其法律责任等有关的问题作以下探讨。
一、学生伤害事故的概念、特征及构成要件
学生伤害事故一般是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活动或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权受到损害，导致其受伤、残疾或者死亡的人身伤害事故。确定事故是否为学生伤害事故的关键，是看事故是否是发生在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范围之内。
学生伤害事故一般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学生伤害事故”中的“学生”应该是特指全日制在校学习的学生。包括国家或社会力量举办的全日制学校（全日制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各类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中全日制就读的受教育者，幼儿园内的幼儿、其他教育机构的学生及在学校注册的其他受教育者发生伤害事故，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学生伤害事故，但可以参照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方式予以处理。其次，事故发生的范围应该仅限于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事故一般发生在校园内，但有时也可能是发生在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最后，事故种类一般包括人身伤害事故和死亡事故，包括学生本人的受伤害和死亡事故以及致伤他人的伤害事故和死亡事故。
学生伤害事故的构成要件一般应包括以下五个要素：第一，受害方或加害方应该是学生。作为学生伤害事故主体的学生有时是受害人也有时是加害人。第二，须有伤害结果发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伤害结果应该是身体受伤或者死亡，一般来说不包括仅仅是精神上所受的伤害。第三，伤害事故结果的发生与学校疏于教育管理保护行为有因果关系。第四，学校主观方面存在故意或过失。第五，从时间和地点上看，伤害行为或者结果必须有一项是发生在学校对学生负有教育、管理、指导、保护等职责的期间和地域范围。
二、学生伤害事故案件中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
就全日制普通中小学校来说，由于学生为未成年人，所以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目前理论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监护权转移说，即认为学生踏进学校大门，监护权即由法定监护人全部、自动地转移给学校，学校即成为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 第二种观点是监护权委托说，认为父母将孩子送到学校学习，缴纳了一定的学杂费用，因此学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类似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 第三种观点为教育管理说，认为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学校是未成年学生的教育管理者，对未成年学生承担的是教育、管理、保护的责任。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因为我国法律规定学校的基本职能就是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使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方面发展，培养其各种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学校必须履行教育和管理的职责，同时保护未成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学校与学生之间实际上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特殊的教育、管理和保护等权利义务关系 ”。在学校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中，当然地包含着充分保护未成年学生的生命、健康、安全等义不容辞的责任。
监护权转移说不能成立，主要基于以下理由：1、学校承担监护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就监护人设立的范围来看,我国《民法通则》对监护人的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学校不包括在法律规定的监护人之列。2、从关系的内容上看, 学校承担的责任不同于监护责任。监护人的职责要比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广泛得多。3、从法律责任上看,法律对监护人与学校的责任规定不同。就一般监护人而言,其监护责任是一种比较严格的责任。监护权委托说的立论基础是学校与家长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而合同的成立就需要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而事实上一般的中小学校和家长之间并没有达成这种合意。
就寄宿制私立学校（如民办学校、贵族学校之类）而言，由于此类学校一般收取学生家长高额的学杂费，并自愿向在校学生提供更多的教育内容和更高的管理及服务要求，对学生一般实行的是封闭式管理，具有明显的营利性特征。所以学校与家长之间实际上形成的是一种基于合同而构成的委托监护关系，学校应对在校学生的生活学习、人身安全及其他活动负有监护责任，当其未能保护好学生的人身权利时，就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没有约定，则应当依照接受义务教育及公立学校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处理。
三、学生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
1、关于学生及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的责任
学生及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的责任是指学生及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由于过错造成学生伤害事故而应承担的责任。一般来说，学生伤害事故案件都有相关责任人，在确定赔偿责任时，应根据责任人主观上的过错对事故的发生有无因果关系，来确定应不应当承担责任；要根据主观上的过错对事故的发生所起作用的大小，来确定应当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未成年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由此可知，在未成年学生致人损害时，其监护人必须承担赔偿责任。这时，监护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是一种替代责任。
2、关于学校的责任
学校责任是指由于学校或者从事职务行为的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过错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导致学生伤害事故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这两项规定都要求学校等单位有过错的，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强调的是过错责任原则。2004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该规定明确规定无论是学校直接承担责任还是承担补充责任，都必须要求学校有过错为前提，确定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同时，该规定不再要求是适当给予赔偿，而是要求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里的过错应当包含故意伤害与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者是过于自信的过失所引起的伤害。所以说，对于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内所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如果学校有过错,则学校应当承担责任。如果学校无过错,而其他相关当事人有过错,则由其他相关当事人承担责任。
3、关于第三人责任
第三人责任是指学校及受害方之外的主体由于过错造成学生伤害事故而应承担的责任。第三人责任的归责原则应视具体侵害行为而定。如果是一般的侵权行为，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学校安排学生参加的活动中，因提供场地、设备、交通工具、食品及其他消费与服务的经营者，或学校以外的活动组织者的过错造成学生伤害事故而应承担的责任；二是在校学生由于过错给其他学生造成伤害事故而应由本人或者其监护人承担的责任。如果是动物致人损害或产品质量事故等，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实际上，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往往其责任并非是某类责任主体单独承担，而经常可能是两类甚至三类主体共同承担。这就涉及到责任的有无及责任的大小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根据三类主体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关系及行为过错程度的比例来分担。
四、几种特殊情况下学生伤害事故赔偿责任的承担
1、在校园内学生伤害事故赔偿责任问题
（1）、学生在校期间违反校规校纪致人损害
学生在校期间应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服从学校的教育和管理；学校有义务教育学生遵守这些规章制度，并采取积极有效的管理措施防止违反校规校纪的情况发生。如果学校制定了合理、明确的规章制度、校规校纪，并以适当的方式对学生进行了教育，而学生因违反校规、校纪而致人损害或受到损害的，学校一般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如学校工作人员明知存在危险，而没有尽相应的管护义务，则学校则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如学生在课间休息时打架斗殴致人损害，学校并无过错，则学校就不应承担责任。但如果学校工作人员知道或应当知道学生正在校园内打架斗殴而未加阻止，学校就应对其未能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受伤学生的过错承担责任。
（2）、体育课发生的人身损害
一般来说，体育活动本身存在着较大的发生事故的风险率，学校教师在上体育课时就负有比平时更高的注意义务和照管职责。对于体育课上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笔者认为根据学校是否承担责任，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学校一般应承担过错责任的情况：因体育器材设施存在安全隐患而导致的伤害；教学内容超过学生的正常承受能力造成的损害；教师在组织教学中的过失而导致的损害。第二、学校不应承担责任的情形：因学生自身健康原因导致的伤害；因第三人的过错导致的学生伤害；学生未按教师指导行事造成人身伤害的。
（3）、学生自行到校或放学后滞留学校引起的人身损害
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保护职责，应仅限于规定的正常的教学活动期间，不在此期间的，学校一般不应当承担责任。如果学生未经学校同意，在非上学期间如星期天和节假日，自行到校或放学后滞留学校，导致发生的由非学校原因引起的人身损害，学校一般不应承担责任，而应由致害人或受害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其相应的责任。但如经学校同意或默认，学生下课后继续留在学校学习或休息的，一旦发生人身损害，应视为学校教学管理期间发生的损害，学校应根据其过错承担民事责任。
（4）、校外第三人致学生损害
如在校学生的人身损害是由校外第三人造成的，只要学生仍处于学校监管之下，那么，在责任承担上，应根据在校有无过错来确定其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但在此类案件中，校外第三人是最直接加害人，也是终局赔偿义务人，故应由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及最终赔偿责任，学校只应就其管理过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即只有在穷尽了对校外第三人的追偿的前提下，学校才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责任。学校在承担了赔偿责任后，仍可以向校外第三人进行追偿。
2、在校园外发生学生伤害事故的赔偿责任问题
（1）、上学放学途中发生的人身损害
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学生上学、放学途中亦属于学校的管辖范围，学校也就没有义务配备专门人员护送学生上学、放学。因此对学生在上学、放学途中发生的人身损害，学校一般不应当承担责任。
（2）学校提前放学导致校外人身损害问题
因为未成年学生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需要受到人身监督与保护，因此一般来讲，学校不应提前放学使学生处于无人监管的状况，除非学校事先通知了学生的监护人。如果因学校提前放学导致学生在校外受到人身伤害，学校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3）、学校组织活动在校外发生的人身损害
学校对其组织、举办的校外活动负有管理职责，不管此活动是否在学校场地进行。学校在组织学生校外活动时，其照管职责的大小取决于特定的活动场所及环境，在不同的环境中，学校应负担的照管职责的标准也相应不同。如因学校未履行或未适当履行照管职责导致学生受到人身损害则应根据过错大小承担责任。如果发生的人身伤害是由于加害人的明显过错引起的，则应当由加害人的监护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不应当追究学校是否存在管理不善的责任。
五、学生伤害事故赔偿责任诉讼中几个应注意的问题
1、诉讼主体的确定问题
在校未成年学生致其他学生人身伤害的案件中，原告一般应为受害的未成年学生，其监护人作为其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被告应该是造成他人伤害的责任人，其监护人应与责任人一并列为被告，因为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不仅是法定代理人，同时又是损害赔偿义务人，如不将其列为被告，势必造成不是案件当事人却是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的局面，这与法理是相违背的。如果责任人伤害他人时已满十八周岁，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在其本人没有经济收入或财产时，可以列其抚养人为第三人，由抚养人承担先行垫付责任。
2、赔偿义务人责任承担问题
对于在校学生给在校学生造成伤害以及校外第三人给在校学生造成伤害的案件，学校是否应与加害人或其监护人承担连带责任还是承担按份责任，笔者认为应让学校与加害人或其监护人承担按份责任，按其所承担的过错程度来确定所承担份额的大小。如果二者承担连带责任，执行的结果往往是由学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对于学校教育的发展来说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所以应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大小，来决定各自应承担的赔偿份额。
3、举证责任问题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受伤害学生想获得赔偿，就由学生或者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应当知道，在未成年学生进入学校后，在学校管理教育期间，一旦发生学生伤害事故，要想让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举证证明学校管理上存在过错，是非常困难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对于维护未成年学生的合法权益极为不利。因此笔者认为，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应首先推定学校有过错，如果学校能够证明自己确实尽到了管理责任，不存在过错情形，学校就不承担责任。如果学校不能够证明自己无过错，那么就推定其有过错，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来分配举证责任。
4、公平责任原则是否适用问题
公平责任原则，就是指在致害人和受害人都没有过错，在损害事实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以公平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可能，由各方当事人公平地分担损失的归责原则。从民法理论分析，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应当是在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都不能适用的情况下为平衡利益所作的适用。如果能够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或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则不能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同时，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也应当有所限制，而不能随意扩大适用的范围。我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都确定了学校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是学校有过错，所以在认定学校责任上只能从过错的角度来考察。如果学校没有过错，则不能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决不能出于个人的感情扩大法律适用的规则。其次，在实践中，有人认为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学生处于弱者的地位，因此需要均衡利益，即使学校没有过错也应当承担一定的公平责任。而实际的社会中，学校与学生的地位是一样的，学生是弱势个体，学校属于社会公益机构，并非是“营利性法人”，也属于弱势群体。众多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扣除教学经费外，能够支配的资金是极其有限的。一味地强调由学校承担公平责任，势必影响正常的教学质量，使教育改革和发展在物质保障上受到更大的损失。因此，我们不能强制性地要求没有过错的学校承担责任任何的公平责任。

　　【摘要】商业银行并购行为具有多重法律性质，对其进行调整的法律体系应当体现意思自治、效率、反垄断等基本原则。我国现有商业银行并购法律未能严格遵循以上原则且缺乏系统性。有必要在准确把握银行并购法律性质的基础上制定《商业银行并购条例》，完善银行并购民事合同制度、申报审批以及反垄断制度等，从而有效地维护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安全和金融市场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并购不仅成为商业银行增强自身实力、实现外部扩张的一种有效途径，而且成为问题商业银行退出市场社会负面影响最小的一种方式。[1]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已发生若干起商业银行并购案件。可以预见，面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并购风潮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巨大竞争压力，并购是我国商业银行增强竞争实力的战略选择。但遗憾的是，我国关于银行并购的现有立法缺乏对商业银行并购法律行为特性的充分重视，直接阻碍了银行并购积极效应的实现。基于此，本文从商业银行并购的法律性质入手，系统研究银行并购法律体系的特殊性及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进而分析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我国银行并购立法的若干意见。

　　一、商业银行并购行为的多重法律性质分析

　　商业银行并购是指商业银行取得被并购银行（或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的所有权，使后者丧失法人资格，或改变其法人实体，或合并成一个新的商业银行的法律行为。从范围上讲，通常包含商业银行兼并（Merger）、合并（Consolidation）与收购（Acquisition）。从行为主体的组织形式上分析，商业银行并购是企业并购的下位概念，就像代数上的子集包含在全集里一样，具有一般企业并购的固有特征。从行为主体的行业特征上分析，商业银行并购又表现出企业并购在金融领域的特殊性，并产生强大的外部效应。商业银行并购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法律行为，具有多重属性。

　　首先，商业银行并购具有民事法律行为性质。就我国商业银行并购而言，其行为主体是依照《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义务的企业法人。尽管外延涉及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商业银行，但组织形式上都是公司制企业法人，在法律地位上具有平等性，符合民事法律行为主体要素要求。在商业银行并购过程中，双方主体对买卖股票或资产、概括承受债权、债务、财产、责任、特权等进行意思表示，旨在引起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如形成股票买卖关系或资产买卖关系、使被并购方失去法人资格或者改变法人实体等。因此，尽管商业银行并购的表现形式、行为方式多种多样，但本质上是一种企业产权有偿转让的民事法律行为，反映的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2]

　　其次，商业银行并购具有商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商业银行不仅具有一般民事主体的特征，而且是一种“以金融资产和负债为经营对象，以利润最大化或股东收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提供多样化服务的综合信用中介机构，”[3]因此，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相比，商业银行并购的一方主体总是欲以较低廉的代价获得被并购银行的财产所有权或经营控制权以及其他重要资源，如客户关系、营销网络等，以增强自身竞争力，并购活动总是围绕利润最大化进行，具有鲜明的营利性，这种特性可以使商业银行并购归属于商事法律行为范畴。

　　再次，商业银行并购具有经济法律行为性质。与一般企业相比，商业银行具有特殊性，即位居一国金融体系与资金信用的中心、资金来源构成主要依靠存款负债、信息存在高度不对称性，其经营具有强大的外部效应，[4]一旦操作不慎导致信用危机，将影响到整个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因此，需要政府对其进行严格规制，以保障金融安全和规范市场秩序。从这一意义上讲，商业银行并购是一种经济法律行为。

　　二、商业银行并购法律体系的功能定位及其基本原则

　　鉴于“法是对行为的规整”，商业银行并购的多重法律属性决定了该行为不能仅凭某一部单行法就能圆满规范，而必须受多个法律部门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分别进行调整。同时，“法律规范以合乎正义地解决法律问题为其功能，”[5]作为调整银行并购行为的法律体系，绝非同一法域内相关法律的简单拼凑，而是在“维护银行业金融体系安全和金融市场发展”这一法律价值目标基础上针对商业银行并购活动的复杂性及其对国民经济的重大影响而进行的有机建构：针对商业银行并购的民事法律行为属性，相关民事法律制度应当以平等保护并购主体之间的合法利益为主要功能，通过合理的机制指导当事人达成合意、转移财产所有权以及进行其他民事权益的分配，同时兼顾对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的保护；针对商业银行并购的商事法律行为性质，相关并购程序法律制度应当以保障和提高银行并购的效率为功能目标；尤为重要的是，针对商业银行并购的经济法律行为特性，相关并购监管法律制度应当以保证公平竞争、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其功能定位。为实现银行并购法律体系的多重功能目标，相关制度应当体现如下基本原则：

　　（一）意思自治原则

　　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商业银行并购实质上是企业产权的有偿转让。而作为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商业银行需要自主决定是否并购以及采取何种方式并购，任何人均不得横加干涉，即使是政府也只能在并购行为是否符合国家长远经济利益、有无违反法律规定和侵害公众利益上进行监管和指引。因为“权力与权利的目标皆为利益，在利益为常数的前提下，权力的行使就是对权利的限制，”[6]政府部门直接参与商业银行的并购活动，往往会使要素的流动违背市场规律，影响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尤其是通过“劫富济贫”式的兼并和行政撮合，把问题银行的人员、债务一起压到优势银行身上，将会使商业银行并购活动违背产权交易的市场规则、并购结果不能达到并购主体的最优目标。因此，要实现平等保护并购主体合法利益的功能目标，商业银行并购民事法律应当确立并坚持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

　　（二）效率原则

　　作为一种商事法律行为，商业银行并购目标在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客观上要求法律充分保障其活动简便、迅捷。银行并购过程不仅涉及到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且涉及金融监管部门的审批问题。为提高并购效率，需要通过专门立法明确并购的政策、审查机构、审查的宗旨和原则、审查标准、审查程序、审查期限和投诉方式，使商业银行据以有效地规划和调整其并购活动。只有建构高度法制化和透明化的审查制度，才能有利于商业银行降低并购中的风险以实现效益最大化，同时有利于政府将银行并购纳入本国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以减少监管成本。

　　（三）反垄断原则

　　商业银行并购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商业银行实现规模经济、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同时，存在着自发的和不可避免的垄断趋势，如果管制不力，则会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的竞争秩序。尤其是，在银行业竞争力不强的情况下，外资银行大规模并购国内银行，对其缺乏监管则极易产生反竞争效应，损害国家金融安全。[7]鉴于此，应当将反垄断原则确立为商业银行并购法律体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在鼓励国内银行间的并购及国内大银行的跨国并购的同时，对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并购行为加以严格限制或禁止；优先考虑国家金融安全和提升国内金融竞争力，对外资银行的并购实行严格审查。

　　三、我国银行并购法律制度现状及缺陷分析

　　目前，我国没有银行并购的专门法律，有关商业银行并购的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如下不同效力层级的法律文件中：《银行监督管理法》第38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促成发生信用危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重组，具体执行依照有关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进行。《商业银行法》第25条规定商业银行合并适用《公司法》相关条文，并规定国务院银行监督管理机构为审批机关；第69条规定商业银行合并需要解散的，应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监督清算过程。另外，《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对外资银行并购进行了规定：前者第58条规定外资银行机构自行终止业务的申请审批机构，第60条规定外资银行机构终止清算的法律依据；后者第116条进一步明确适用的法律为《公司法》。综上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并购活动实质上主要适用《公司法》中第173条至第175条的原则性规定。很显然，仅有《公司法》、《商业银行法》、《银行监督管理法》中的几个条文，根本谈不上很好地把握银行并购行为的法律特征，更无法在严格遵循意思自治、效率、反垄断等基本原则基础上形成银行并购法律体系。

　　（一）现有制度缺乏对并购主体自由意志的充分尊重

　　现有涉及商业银行并购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均没有明确规定金融市场主体，无论其所有制形式，只要参与并购就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尽管《公司法》第174条原则性地规定了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至于是否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签订，法律没有加以明确。与之相对应，在银行监管机构颁布的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如《关于进一步推进城市信用社整顿工作的意见》，多次明确授予地方政府主导银行并购的职权。正因为相关法律缺乏对商业银行并购民事法律行为性质的正确把握，《公司法》对公司合并协议签订上过于笼统和抽象的规定、以及规范银行并购的部门规章对政府主导的授权，导致我国商业银行并购在具体操作中给政府的过度干预留下巨大空间，难以体现真正的市场行为。多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并购表面上是银行机构之间的活动，事实上却是政府行为或者至少说是政府主导，[8]因为并购不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独立的决定。1996年广东发展银行收购中银信托、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收购28家信用合作社[9]以及2005年徽商银行并购重组[10]就是政府主导商业银行并购的典型案例。

　　（二）现有制度缺乏对商业银行追求效益的高度重视

　　商业银行并购程序不仅涉及并购主体之间达成合意，而且涉及监管机关的审批。《商业银行法》在第25条、第68条和第69条中都规定商业银行合并须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16条、第17条和第37条也对银行业监管机构的兼并审批权有所涉及。但是，两部法律都没有规定具体的商业银行并购审查与批准事项，如并购申请文件内容要求、审查标准、审查程序、审查期限、审查结果公布、外资银行并购的审查要求、投诉方式等，不能提供一个公开、公正的统一规范以便商业银行进行并购的事前调查和最终决策，从而提高银行并购活动的效率。尽管《证券法》对上市公司的并购问题做出了原则性规范，但并非所有银行都是上市公司，因此无法照搬其要约收购、协议收购和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易过程中的报告审批程序。

　　（三）现有制度无法有效规制外资并购中资银行可能引发的垄断问题

　　就目前来看，我国内资银行间的并购开始由救助危机银行向增强竞争实力方向转变，但还谈不上造成所谓的金融垄断。与之强烈对比的是，自2001年国际金融公司入股南京市商业银行以来，外资开始大规模并购我国商业银行，典型者有2005年荷兰合作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收购杭州联合银行15%的股份；2006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收购天津商业银行20%的股权以及上海农村商业银行19．9%股权；[11]2007年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参股青岛市商业银行，前者持股后者19．99%；香港大新银行持有重庆银行17%的股权；马来西亚丰隆银行持有成都市商业银行19．99%的股权。[12]尽管外资并购中资商业银行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经验，但外资大量并购有可能造成外资银行垄断国内市场甚至控制国内银行业的局面。放眼国外，即使以市场开放自我标榜的美国，对外资银行并购本国银行都有极其严格的限制和行政审批程序，决不让本国重要银行控制权落入他国。反观我国，我国反垄断立法未对外资金融机构并购国内银行给予更多关注。尽管《反垄断法》第31条规定“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以下称《管理办法》）第8条也明确了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但遗憾的是，针对外资并购的银行业反垄断特别规定至今仍未出台，《管理办法》也没有对同一外资金融机构同时参股两家以上的国内商业银行、外资合持中资金融机构的股权比例进行限制，这一法律制度上的空白无法有效地控制外资并购中资银行过程中的垄断行为。即使是单个境外金融机构持股20%的法律限制，也不足以防止境外银行拥有国内银行的控制权，特别是对于流通股占绝大部分比例的上市股份制银行来说，外资通过低于20%的比例就可以实现相对控股。另外，《管理办法》以上市与非上市标准决定不同的监管模式也极易为外资所利用来实现垄断。

　　四、完善我国商业银行并购法律制度之构想

　　并购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成长和银行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如何制定完备的法律制度来规范我国商业银行的并购行为，促进并购市场有序竞争、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业的稳定，是我国法律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针对我国商业银行并购主体缺乏意思自治、并购过程缺乏效率、无法有效防止外资并购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有必要在把握商业银行并购行为特性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商业银行并购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