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黑龙江省犬类管理规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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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肇府[2003]4号


印发《肇庆市城区生猪定点屠宰及肉品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端州区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肇庆市城区生猪定点屠宰及肉品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肇庆市人民政府
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肇庆市城区生猪定点屠宰及
肉品市场管理暂行办法

为了加强肇庆市城区（即端州区，含黄岗镇，以下简称“城区”）生猪定点屠宰及肉品市场管理，保障市场肉品供应，降低肉价，让广大高层吃上放心肉和称心肉。根据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和《广东省生猪屠宰管理规定》精神，结合城区的实际情况，对原《肇庆市城区生猪定点屠宰及肉品市场管理暂行办法》作修改完善，制定本暂行办法，并自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０日起施行。

第一章　生猪屠宰管理

第一条　城区生猪商品屠宰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统一纳税、分散经营”的管理办法。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协调城区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工作。端州区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城区生猪定点屠宰的行业管理，依法对生猪屠宰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市场肉品供应。

第三条　凡在城区范围内出售的生猪产品，统一由市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审定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集中屠宰，经市、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疫及生猪屠宰企业检验合格并在胴体加盖验讫印章后，方准进入市场出售。

第四条　非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的生猪产品均作私宰论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相关单位和当事人给予相应的经济和行政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条　从事生猪产品运输经营应当使用顶部安装悬挂轨道，符合国家卫生、动物防疫条件的肉品运载专用车辆。

从事肉品运输的专用车辆应当具有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发放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运输证、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食品卫生许可证》、公安交警部门发放的特许通行证。

运输肉品应当按照特许通行证规定的路线行驶并随车携带当日肉品的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和牲畜产品检验合格证明。

运输肉品的工具及容器在使用前后应当清洗消毒。

肉品经营者自购车辆运送自销肉品的，应当符合上述规定。

第六条　生猪胴体的购销交易由生猪批发行与零售商“双向”选择。原则上零售商不能直接送生猪到城区定点屠宰厂屠宰，由生猪批发行负责统一送宰并代缴有关税费，然后将生猪肉品运送到市场批发（交付）给零售商出售。

（一）市场肉品零售可以在城区具备经营资格的任何一家生猪批发行选购生猪总肉；

（二）生猪批发行销售的生猪总肉，必须是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有检疫、检验合格证明，符合《食品卫生法》要求，并由厂方按有关规定定级、计量后，用符合条件的肉品运输车运到各市场交易；

（三）生猪批发行与零售商可根据市场行情，双方商议总肉交易价格；

（四）零售商可以自购毛猪，委托生猪批发行送交城区定点屠宰厂代宰、代运、代缴税费；相关的代理费由双方自行商定。

第七条　经检验合格的猪下杂与猪边、上杂一起编号，配对出厂，定点屠宰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收取加工成本费。

第八条　严禁未经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未经检验合格的鲜猪肉品进入城区市场销售，对出售注水、病、死、变质猪肉者，依照有关法规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第九条　在城区定点屠宰厂以外屠宰的生猪产品，具备以下条件，并到城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检，换领动物产品检疫合作证明后，方可在城区销售，否则作私宰肉论处。

（一）应当是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定点屠宰厂（场）屠宰并经检疫、检验合格的肉品；

（二）运输肉品的车辆和方式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

（三）应当持有定点屠宰完税凭证。



第二章　生猪批发管理

第十条　为了稳定市场供应，加强定点屠宰厂的卫生防疫管理，城区设立若干个生猪批发行。生猪批发行的设立，由端州区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办法规定的条件审查、确定。取得生猪批发资格的批发行，须持批准文件到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办《食品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后方可营业，并在领取《营业执照》后３０天内办理税务登记手续。

第十一条　生猪批发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本５０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单位；

（二）有固定工作场地。其中生猪储存栏要有１００平方米以上（如果有

用的，要出具租用的有关合同证明；）

（三）有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运输工具（如果是租用的，要租用合同证明）；

（四）有取得动物防疫相关资格证书的技术人员１－２名；

（五）有符合动物防疫法规定的防疫条件；

（六）有符合有关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申请开办生猪批发行的单位（或个人）应提供下列资料：

（一）书面申请报告１份；

（二）法人资格证、法定代表人及主要技术人员的身份证和学历证书（或

职称证书）的正本、复印件（Ａ４纸，下同）以及个简历各一式３份；

（三）注册资金验资报告正本及复印件；

（四）办公地址的产权证书或租赁合同正本及复印件；

（五）运输工具的有效证明或租赁合同正本及复印件；

（六）内部各项管理规章制度文本。

第十三条　生猪批发行的职责：

（一）遵纪守法，遵守肉类批发经营的各项管理规定；

（二）积极组织适合市场销售和有动物免疫标识的生猪货源，确保市场肉品供应；

（三）按照“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的原则，积极收购郊区农民自养生猪”；

（四）定期向有关部门汇报生猪货源组织及经营情况；

（五）有义务协助生猪屠宰行政执法，打击查处私宰和销售私宰肉行为。

第十四条　端州区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生猪批发行进行定期考核，并实施年检审查工作。生猪批发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其经营资格：

（一）违反肉品批发经营有关管理规定的；

（二）批发、销售私宰以及注水、病、死生猪批发产品的；

（三） 有欺行霸市、哄接线员物价、强买强卖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或服务量差的；

（四）１年内拒绝接受零售商的委托代送宰达２次（含２次）以上的；

（五）１年内违反本办法被行政机关处以行政处罚３次（含３次）以上的；

（六） 在申报资料、质量管理以及服务中故意弄虚作假，一经核实的；

（七） 不服从当地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未能通过一窍不通期考核或未能通过年检的。


第三章　肉品市场管理

第十五条　猪肉零售商必须申领食品卫生许可证，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税务登记手续，取得经营资格。

第十六条　建立肉品市场和猪肉零售商档案。端州区经贸、工商部门对经批准设立的肉品市场和市场内的猪肉零售商要建立档案，对其经营行为实施跟踪管理。肉品市场和猪肉零售商的档案由端州区经贸、工商、卫生部门分别进行保存和管理，并向市经贸局报送１份备案。

第十七条　建立肉品经营资格制度。符合核发《食品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条件的猪肉零售商，由卫生、工商行政部门分别发给《食品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在规定的时间内仍未领取《食品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不得从事肉品经营活动。领取《食品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猪肉零售商，应当与经营所在地辖区的工商所签订不经销私宰肉和注水、病、死猪肉的保证书。

第十八条 建立肉品凭证上市和售肉出据制度。猪肉零售商经营的肉品必须具有定点屠宰厂（场）加盖的肉品检验合格章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兽医检疫合格章，并具有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及定点屠宰厂（场）出具的牲畜产品检验合格证明。消费者购买肉品需索取凭证的，零售商应当提供标有品名、重量、金额、市场名称、档位编号的销售凭据。

第十九条 按照“谁开办、谁负责、谁管理”的原则，落实市场开办者的责任。市场开办者应积极配合工商、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做好市场内食品卫生的管理工作，共同打击销售私宰肉和注水、病、死猪肉等不法行为。

第二十条 城区的餐饮食肆、超市、肉食品加工企业和机关团体等单位食堂必须购买定点屠宰厂（场）屠宰出厂并经检疫检验合格的肉品，不得购买和加工经营私宰肉品和注水、病、死猪肉。

餐饮食肆、超市、肉食品加工企业和机关团体等单位食堂应按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和要求，建立“购肉登记”制度，购买肉品应向肉品销售者索取标有品名、重量、金额、市场（超市、批发行）名称、档位编号的肉品销售凭据。销售凭据与采购登记册应妥善保存，以备检查。

第二十一条 猪肉零售商要守法经营，服从管理，不得以次充好，哄抬价格。不服从管理者，经屡教不改以及出售私宰肉和注水、病、死猪肉的，由工商部门依照有关法规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章 生猪屠宰企业管理

第二十二条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是指经市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审定，符合规定条件，负责城区生猪屠宰任务的生猪屠宰加工厂（场）。

第二十三条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的职责：

（一）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接受食品卫生监督部门的卫生监督，保证生猪屠宰设备和用水卫生，处理好污水和弃物，确保厂内外环境及肉品加工无污染；

（二）对其屠宰的生猪自行负责肉品质检验，经检验合格的肉品，要加盖验讫印章，方能出厂；

（三）不断改进和完善肉品加工技术和条件，确保屠宰车间正常运转，按质按量完成屠宰任务，保证城区市场的鲜猪肉品供应；

（四）做好厂内候宰生猪的防疫工作；

（五）负责收取生猪购销的各项税费，并按规定依时向有关部门结报。

第二十四条　生猪屠宰时除因肉检不合格的内脏及割出病灶外，生产过程中损坏的猪胴体或在肉品交割时缺少的数量、品种，由生猪定点企业负责赔偿给生猪所有者。



第五章　价格管理

第二十六条　物价部门要按照“随行就市，相对稳定，差率控制，便于管理”的原则加强生猪产品价格监管。

第二十七条　城区的生猪批发行、猪肉零售商要严格执行差率管理规定和明码标价制度，自觉接受物价部门和群众监督。

第二十八条　建立和实行价格信息公布制度，根据各个时期生猪市场价格情况，定期在市场公布生猪产品零售价格，打击哄抬物价和强买强卖行为。



第六章　防疫管理

第二十九条　市、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共同负责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的生猪检疫工作，并按规定收取检疫费。

第三十条　经检验合格的猪只由市、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加盖检疫（验）讫印章方准上市。

第三十一条　市、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必须派出动物防疫监督员驻厂监督。对违反《动物防疫法》和《广东省动物防疫条例》行为的，要依法予以处罚。



第七章　工商管理

第三十二条　工商部门负责对城区生猪肉品经营环节的管理：

（一）宣传、贯彻、执行有关肉品经营管理的政策和规定，依法对肉类经营者进行监督管理，维护肉品市场的正常秩序；

（二）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私宰生猪及销售私宰、注水、病、死猪肉等违规行为；

（三）依法监督生猪批发行、零售商的经营，核发从事生猪购销业务营业执照，做好协调管理工作；

（四）配合卫生、物价等行政部门对上市猪肉进行检查。对非法经营私宰生猪和注水、病、死猪及从城区外购进非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且未经检疫合格的鲜猪肉品者以及短斤缺两、以次充好、擅自提价等违规行为依照有前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第八章　执法管理

第三十三条　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城市管理原则，城区生猪屠宰执法管理，以端州区政府为主，市政府主要做好协调指导工作。端州区政府要综合运用区内行政管理力量，组织清理区内的私宰场点，做好区内“放心肉”上市管理工作；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委会负责做好辖区内市场经营行为的监督管理，以及清理违法私宰窝点的工作。

第三十四条　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

市、区商品流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城区生猪屠宰行业管理工作。要依照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和《广东省生猪屠宰管理规定》对城区生猪屠宰和肉品流通进行监督管理。

工商、公安、卫生、农牧、城管等行政管理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各自的职责，互相配合，形成合力，严厉打击“私宰”和销售私宰肉、注水肉、病死猪肉等不法行为，尤其是严厉整治在街头巷尾以及居民区售卖私宰肉的不法行为，共同维护城区鲜猪肉品市场的正常秩序。

第三十五条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要根据工作任务要求核定执法队伍人员数量；要从有利于工作出发，落实执法队组成人员；要加强执法队伍的教育、管理和业务培训等工作。

第三十六条　落实执法经费。执法经费可从区财政在生猪屠宰税中以区级税收收入为标准按一定比例计提等渠道解决。

第三十七条　加强对违法行为的查处，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一）私宰生猪的，由商品流通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照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规定处理；

（二）定点屠宰厂违反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屠宰生猪的，由商品流通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三）定点屠宰厂隐瞒屠宰生猪数量、偷税漏税的，由税务部门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处理；逃避有关规费的，由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四）肉品经营者销售的生猪肉品应当检验、检疫而未检验、检疫或者伪造检验、检疫结果的，由工商部门依照有关法规的规定处理；

（五）市场开办者不履行食品卫生管理职责的，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依据《食品卫生法》的规定处理；

（六）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生猪肉品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照《食品卫生法》的规定处理；

（七）拒绝、阻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式的，由公安部门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理；以暴力威胁方式拒绝、阻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照《刑法》的规定处理；

（八）其他违反生猪屠宰和肉品流通法律、法规行为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八条　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应当认真履行法定再现，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生猪肉品出具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的；

（二）发现有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而故意不进行查处的；

（三）纵容、包庇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

（四）向有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当事人通风报信、帮助其逃避查处的；

（五）其他未依法履行职责的。

第三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者，任何人都有权检举和揭发。对举报有功者，给予表扬和奖励。

　

　

主题词：经济管理 生猪 市场 管理 办法 通知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肇庆军分区，市中级法

　　　　　院、检察院，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省驻肇单位，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市

　　　　　属各院校，各新闻单位。

　　　



　 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3年2月27日印发　


　　　　　　　　　　　　　　税收国家的宪政逻辑

　　　　　　　　　　　　　　　　　高军
　　　　　　法学博士、江苏理工学院（原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更名）副教授

　“财政为庶政之母”，任何政府的存在与正常运转均仰赖于健全的财政作为后盾。历史上，根据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不同，可以划分所有权者国家、企业国家、税收国家三种类型。古代国家以所有权人身份行使统治权，对于其管辖领域内的一切财产都具有获取、分配及使用的权力，因此被称为所有权者国家。企业国家是将生产工具收归国有，独占企业经营权，并以其收入作为财政主要来源，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归为这类形态。而税收国家则是指政府不直接经营产业，赢利事业均交由社会来进行，政府的收入来源于税收，当今西方法治国家均为采取税收国家形态。
　　以上三种形态的国家类型，体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形态。所有权者国家控制一国范围内所有的人和财，其必然结果即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企业国家控制生产资料，按计划安排生产，此时的社会为单位社会，个人仅仅是社会机器上的一颗镙丝钉，对国家处于高度依赖的状态，极端的结果就是“不听话者不得食”。税收国家实现生产资料和财产的私有，经济自由，使人摆脱了对国家的依附关系。
　　税收国家这一概念，来源于“一战”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与财政社会学家鲁道夫•葛德雪的一次著名的论战。面对“一战”后德国糟糕的财政状况，葛德雪于1917年发表了《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一文，提出为摆脱财务危机，国家必须从传统的依赖税收负担转向依赖营业收入，国家应有计划地进入私人经济领域。针对葛德雪的以上观点，1918年熊彼特发表了《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指出税收与现代国家同时产生，密不可分，它们都存在于私人经济基础之上，现代国家机构和形式实际上根源于其财政上的使命，国家财政支出越高，就越需要依赖于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驱动力，因此他旗帜鲜明的反对国家进入私人经济领域干预私人财产与生活方式。
　　以上争论，长期以来一直聚讼盈庭，难以率尔定论，但显而易见的是，熊彼特的观点为现当代西方政治经济的主流。事实上，税收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形态，内涵极为丰富，德国公法学者Friauf曾深刻的指出，“宪政国家，尤其是实质法治国家，本质上必须同时为税收国家”。
　　税收国家的逻辑前提是，国家原则上不拥有资产，国家不自行从事营利活动，国家任务推行所需的经费，主要依赖税收来充实。国家的任务是尊重和保护私人产权，提供例如公路、桥梁、公正廉洁的司法、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经济事务、赢利事业则交由私人来进行，国家不与民争利。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私人部门的决策最富有创造力和效率，道理很简单：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必然比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可靠，这是基于人性的、无需论证的一个基本的常识。政府是靠不住的，政府投资往往是和低效、贪污、浪费联系在一起的，且需要巨大的监督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法律与公共政策由国家制定，国家如果控制资源参与竞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必然发生行政垄断、扭曲市场的价格与资源配置机制，最终摧毁市场的悲剧性结果。
　　税收国家的逻辑内容则主要围绕税收的法理而展开。由于税收是以金钱作为给付标的，而且以量能平等负担为基础，与其它收入相比较，税收对于人民基本权利的影响可以降至最低，以金钱代替劳役的方式，国家可避免过度介入社会运作而保持中立。换言之，通过纳税，一方面使国民与国家之间发生联系，同时使国民与国家之间产生距离，为法治国家创造条件，即人民得保有私经济自由领域，得以自行选定目标，自行求其实现，而得以扩展私人与社会的发展空间。这种人民义务的减少，正为宪法上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权利创造前提条件。因此，在民主法治国家中，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为有限的、可计算的、有距离的，同时也是自由的。
　　税收国家的逻辑结果是：
　　首先，政府必须尊重与保护私人产权。税收国家自身不从事私经济活动，而留由社会自由发展，人民对于国家仅负纳税义务，以换取对经济自由与营业自由的保障，私有财产之所以负担纳税义务，其前提即在于国家对私有财产予以宪法之保障。因此，一方面纳税人对国家在负担了纳税义务之外，原则上不再负担其他强制性金钱给付义务；另一方面，国家必须依法征税，且征税所依之法必须是由公众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制定的法律，即所谓的“无代表，无税收”，而且该税法的内容必须合乎宪法，政府无权通过行政立法来对民众征税，因为道理很简单，由政府来决定征税事宜，从自利的角度必然是税越多越好。此外，国家征税必须有度，必须尊重纳税人的纳税意愿，并保持其经济能力，即必须遵守“税源保持原则”， 纳税是对人民宪法财产权的限制而非剥夺，立法者仅得依据宪法限制人民基本权利，但不得制定具有扼杀性效果的税法，一旦超越此界限，纳税人的纳税意愿及纳税能力必然减退，甚至一个社会中的精英纳税人纷纷选择“用脚投票”，最终税收的源泉与基础势必枯竭、毁灭。
　　其次，必须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税收国家财政收入就是税收收入，财政支出就是税款的使用支出，国家的活动就是围绕着征税和用税进行的。税收国家的政府财政高度依赖于税收，财政奉行的是量入为出的原则，政府施政不以财政赢余为目标，政府不能以征税本身为目的，不能只是从政府的财政需要出发，单纯凭借政府的垄断地位和权力强制性地向社会提取。政府征税并不是无条件的，其前提是必须向公众提供公共福利，税收必须真正地“用之于民”，税收作为人民与政府社会契约的对价而存在，政府必须以优质的公共服务来换取纳税人的纳税支持。因此，税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体现了政治和政府道德。在纳税问题上，是否征税、征多少税，以及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和地点、减免税等税收核心要素的决定和变动等等，不是由政府单方面说了算，必须经过纳税人选出的代表——议会来决定。而征税与用税则为一体之两面，“税收法定”与“用税法定”二者并行不悖不可偏废。事实上，正是围绕着财政税收制度，西方法治先进诸国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善的以民选的最高权力机构——议会为核心，以法案表决和预算监督为主要手段的公民授权、监督机制以及运行办法。
　　其实，判断税收国家的方法很简单，第一，税收国家的政府必然是中立的，包括经济上不参与市场竞争，不干预微观市场，司法上独立等等。第二，税收国家的政府必然是一个“穷政府”，政府所有的财政收入均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收，税收的征收与使用均听命与服务于纳税人，政府施政不追求赢余，政府不会为税收“超额征收”及拥有巨额外汇储备而沾沾自喜。第三，税收国家的政府必然是服务型政府。“小政府、大社会”是税收国家的基本结构，在税收国家纳税人真正实现了对政府的控制，因此不可能发生政府官员骄奢淫逸、挥霍浪费纳税人血汗的情况。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多元产权的格局已经形成。当前，税收在我国财政收入中已占据核心地位（近年来，从数字上看历年均占90%以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已从改革开放前的企业国家转变为税收国家（但实际上，与税收国家所采取的私经济体制不同的是，我国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国有企业，我国实际上是一种兼具税收国家与企业国家特征的一种混合形态）。季卫东教授曾指出，“既然国家承认了私有制，那么其主要职能就变成对财产权和契约提供保障性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公平地、以契约当事人之外的第三者出现并根据这一定位来设计各种制度安排。”但遗憾的是，我国离税收国家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
1、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是一种生产建设型政府，国有制与行政管制使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政府利用垄断地位，通过法律，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与民争利。我们搞市场经济二十多年，但本质上仍然是权力经济，这从前段时间广东某市市长激吻发改委批文的有关报道中可以窥见。事实上，从终极意义上来看，通过政府投资、国有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是饮鸩止渴，既不可持续，又阻碍了技术进步、结构调整，且造成通货膨胀，政府主导投资直接的恶果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管，政府巨额投资必然带来低效甚至无效、贪污、浪费。近年来，每一次政府出台刺激措施都是一次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目前民间创业的制度成本过高、制度障碍严重、经营困难，但国有企业却大规模扩张（例如，中粮集团在房地产业的扩张、山西省政府通过一纸政令推行“煤矿重组”，将民营煤矿经营权收归国有等等），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基本都是国有垄断大企业，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好现象，事实上这些企业不但低效而高价，还破坏了社会公正，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以公有制意识形态来做掩护以维护其垄断利益，阻挠市场化改革。另外，这种“藏富于官”而非藏富于民的结果是，民间特别是普通民众消费能力低下，扩大内需缺乏后劲。事实上，当前我国GDP保持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的投资推动，GDP虽得到增长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却并未得到明显的改善，甚至在通胀的压力下还有所下降。这种现象的存在，在某种程序上是我国法治建设存在倒退危险的信号。
2、财政收入体制有待进一步理顺。与西方税收国家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来源于税收不同的是，我国除了税收收入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非税收入，其数目几乎相当于正式的税收收入，这些非税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游离于预算甚至正式的财政制度之外。表现之一为土地财政，1994年中央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分税制，实践证明并不符合央地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原则，地方事权多而财权少，中央政府则反之。税收国家解决央地财政关系的办法在于，税收国家财政主要依靠纳税人缴纳的税收，国家保护纳税人财产权和市场经济中的创新力，纳税人源源不断的纳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稳定的来源。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负责所辖区域的公共服务，双方各有法定的、稳定的税源来支持，地方财政不足的部分由中央通过法制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平衡，以期实现全国范围内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反观我国，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虽然数额庞大，但至今尚未实现法制化，“跑部钱进”现象严重。为弥补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中央政府默许地方卖地，我国土地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的体制事实上造成了土地产权真正所有者的缺位，地方政府通过垄断土地一级交易市场而纷纷逐利，某种意义上都摇身一变成为开发商，各地政府热衷征地、拆迁、“经营城市”、新农村建设往往演变为“强迫农民上楼”。强制征地、拆迁造成的后果严重，一是形成了高房价，绑架了经济、绑架了人民的幸福；二是在各地形成了一个个“土地战场”，官民对立现象较为突出，群体性事件甚至极端事件频发不止，造成民心疏离、政府合法性资源流失；三是这种土地财政透支了未来，是不稳定、不可持续的，隐藏着巨大的财政风险和经济危机风险。表现之二为除税收外，还存在着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罚款，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公然出卖违法权，实践中“钓鱼执法”、“养鱼执法”现象并不鲜见，前不久沈阳有关部门大肆对经营者罚款导致大量商铺关门即为适例。
3、纳税人尚未实现对征税与用税的控制。首先，我国税收法律化程度低。在我国，全国人大制定的涉税法律只有《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两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有《税收征收管理法》一部，而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则有30余件，决定了17个税种的开征和6个税种的停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涉税部门规章约120余件，其他规范性涉税文件1100余件，至于省以及省以下税务机关制定的有关涉税规范性文件则更是多如牛毛。另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税率等税收实质性要素的制订和修改权往往掌握在财税部门手里，例如2007年财政部突然宣布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导致股市风云突变。其次，政府用税未实现法治化。虽然广大纳税人对政府官员“三公消费”、“权力自肥”、贪污浪费等现象深恶痛绝，但由于知情权、监督权的缺乏，目前尚难以对之进行有效的扼制。
结语：
　　历史与当代的现实已充分证实了法治必然建立在税收国家之上。虽然，我国并非典型意义上的税收国家，我国有我国的具体国情，但既然我国宪法已明文确立了民主、法治、人权、财产权保障等普世价值，如何选择实现这些宪法价值目标的路径值得我们思考。笔者认为，诚如卡尔•波普尔所言，民主的关键不在于权力所有制，而在于权力的具体行使方式。因此，传统的意识形态宏大叙事应当让位于民主的细节与具体的法治，税收国家逻辑中的政府中立、不干预微观经济、尊重私人财产权、纳税人为王等内容应当成为我们下一步政治体制体制改革的方向。

本文发表于民革中央刊物《团结》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