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商检局关于贯彻执行中俄、中蒙质量认证协议等有关证书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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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商检局关于贯彻执行中俄、中蒙质量认证协议等有关证书问题的通知
国家商检局关于贯彻执行中俄、中蒙质量认证协议等有关证书问题的通知
（国检务〔１９９５〕５２号 一九九五年三月九日）
各直属商检局：
根据中俄《认证协议》、《会谈纪要》、中蒙《合作协议》、《会谈纪要》以及《关于贯彻实施中俄、中蒙质量认证协议及会谈纪要的通知》（国检监联〔１９９５〕２７号）的有关内容，现将有关证书问题通知如下：
自１９９５年７月１日起，我国出口到俄罗斯的６９种商品（见中俄双方商定的商品目录），必须按俄罗斯国家安全、卫生技术标准进行检验，并用现行的空白商检证书出证（出证内容见附件１）附检测报告（格式见附件２）。俄标委凭此签发俄标委的认证证书，俄海关以此为依据，许可有关的出口商品进入俄境内。因实验室现尚未被俄标委认可，证书上有关认可实验室名称及编号一栏暂时打上六个星号，待确定后再填写。
自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我国对蒙古出口的商品（见蒙方向中方提供的认证商品目录），蒙方凭我现行商检证书加贴在出口商品上的安全、卫生标志放行。同时，从蒙古进口的商品（见中方向蒙方提供的认证商品目录），需凭蒙古计量中心签发的品质证书（见附件３），向卸货口或到达站商检机构办理登记，商检机构在报关单上加盖“已接受登记”印章，海关凭报关单上加盖的印章验放。
为贯彻执行中俄《认证协议》和《会议纪要》，中蒙《合作协定》和《会谈纪要》，请你局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出具商检证书及检测报告，签证中如有问题，及时报告。
附件：１、对俄罗斯的出口商品检验证书（略）
２、对俄罗斯的出口商品检测报告（略）
３、蒙古计量中心的品质证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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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木所有权的归属规则与物权立法的制度缺失
－－以媒体恶炒发现乌木归个人所有为视角
王建平 四川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埋藏物乌木 环境性因素 与民争利 发现者所有 社会责任
内容提要: 吴高亮发现乌木后，认为应当取得所有权。于是，媒体先是叫屈，继而放大政府与民争利是一种"选择性执法"的观点。乌木属于埋藏物，而非吴高亮理解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或者专家认为的天然孳息。乌木被发现于承包的集体土地之内，意味着乌木埋藏的"埋藏物空间固定"、"埋藏物环境"等环境性因素的存在，作为至关重要的一个前置性因素，与古生物化石、矿产资源、文物的核心区别是代表的利益差别。《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的"无主埋藏物归国家所有"，在《物权法》第114条处理中倒退为按照遗失物处理，媒体不适当地为主权先占理论张目，扩大废弃物捡拾侵权、采蘑菇、挖奇石的资源合理利用的非正当推演逻辑，是缺乏媒体社会责任的表现。
2012年2月8日，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麻柳村17组村民吴高亮，在家门口承包地的河道边发现并掘出几根乌木。[1]其中，一根乌木长达34米、胸径约1．5米、重达60余吨，据有关专家估算，这根乌木的价值高达数百万元人民币。吴高亮认为，先占乌木者取得乌木所有权。2012年2月20日，吴高亮承包地里的7根乌木，全部被通济镇政府收走。当地村民认为：乌木是在吴高亮承包地里找到的，理应归吴高亮所有。对此，不少网民质疑认为，通济镇政府收走吴高亮承包地中乌木的做法，是政府与民争利，是一种“选择性执法”；也有网民认为，乌木源自天然，形成于地下，既非矿产资源[2]又非文物，没有哪部法律明确规定属于国家所有，通济镇不该收走吴高亮承包地中的乌木。民法学专家们则异口同声地认为，吴高亮承包地中的乌木，应当归国家所有。[3]
2012年7月3日下午3时，彭州市财政局分管国资办的副局长陈彬召集市文管局、林业局、司法局、水务局、国土局等部门，正式答复吴高亮：吴高亮在其承包土地中发现的乌木归国家所有，依法奖励吴高亮7万元。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近4万名网友中，有超过6 成的人认为，乌木应归其发现者吴高亮所有。近一半网友支持吴高亮提出400万元的奖励要求，约 21.73% 的网友认为，应根据对乌木的估价，对吴高亮进行适应的奖励。[4]吴高亮认为，通济镇政府应当按照乌木估价2000万元的20%，给予400万元奖励，7万元奖励太低，拟采取诉讼方式维权。
事实上，乌木归属争议问题的根源，在于埋藏物的法律定义不清晰、埋藏物的分类标准不科学，尤其是埋藏物这种被埋藏于地下的物，究竟与文物、矿产资源和古生物化石等有什么区别，并没有在这一轮的乌木争议中，被彻底厘清。虽然按照古罗马法以来的民法原理，埋藏物在所有权人不明时，归发现者全部或部分所有。几乎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上，都采取发现人取得部分所有权主义。但是，我国立法者似乎更注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维持，效仿前苏联的立法传统，在《民法通则》第79条中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归国家所有的同时，倒退回去，把埋藏物这种独立的物权状态，竟然采用了以实物返还的处理措施，同时规定，文物保护法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显然是没有明晰地界分埋藏物与文物的界限。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发现埋藏物的处理规定，如果属于无主物以“归国家所有”为原则，这一规则的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这个规则确定的“一律归国有”确实成为国家与民争利的制度性工具。确实，《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了“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的规则。而《物权法》第 114 条，竟然倒退式的规定了“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5]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应当说，一根“乌木”折射出我国物权立法的尴尬，以及物权观念的模糊与残缺的社会现实。这种现实，是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立法不想符合的。
一、乌木是否属于埋藏物
吴高亮认为，《物权法》第49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国家所有。”而法律没有规定的动植物资源，就不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彭州市政府主张乌木国有的依据，即依据《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的“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的规定，是有问题的。不过，作者认为，吴高亮先生把乌木理解成“野生动植物资源”，显然是理解错了。那么，这些乌木是埋藏物吗? 柳经纬教授认为，“在民法的通常理解上，埋藏和隐藏都是要人为的，不是人为的不能被认为是埋藏物或隐藏物。”[6]对此，作者是不敢苟同的。
埋藏物的立法权威性解释，是《法国民法典》第716条的规定“一切埋藏或隐匿的物件，任何人不能证明其所有权，且其发现纯为偶然者，称为埋藏物”。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将埋藏物的形成，与人的“埋”与“藏”的行为结合起来，理解为只有人的行为才能形成，未免将埋藏物的内涵与外延大大地缩小了。事实上，对埋藏物的法律界定，只要求观察其“被埋”、“被藏”的后果即可，而不必要求必须是“人为的”藏的结果。也就是说，埋藏物的观察角度，主要是某物“被埋”、“被藏”的客观事实尤其是客观结果，而可以不必问及某物“被埋”、“被藏”的具体原因，是人为的行为还是自然力或者其他因素的推动与促成。比如，因为战争而某地被轰炸，导致某富户人家的财宝尤其是保险柜被埋入很深的地下，很久之后，才被人在该地被再次发现，也成了埋藏物。但是，这个意义上的埋藏物，并不是人为的、有意识地埋藏或者隐匿某物，而是因为人力型埋藏行为之外的因素形成的。可见，自然力或者人为行为之外的原因力，是可以导致埋藏物发生的。
作者认为，埋藏物作为民法上的一个法律事实，其形成的法律意义上的原因力，应当包括：人的行为、法律事件等。也就是说，自然力尤其是自然灾害等超强的破坏力，照样可以使某物受到该力的作用，经过特殊的时间或者空间作用，而形成埋藏物。比如前文所说的乌木，就是如此。所以，某物是否属于埋藏物，绝不能以是否为“人为的”埋藏或则隐匿作为唯一条件。乌木在自然界中，并不可能是人为埋藏的物，也就是说，其间至少3千年的地下埋藏时间，形成原因和形成机制中，人为地埋藏或者隐匿，几乎成为不可能。
沿着埋藏物或隐藏物形成的原因力不限于人为原因的思路，才会发现埋藏物不论是否人为埋藏或者隐藏，都会产生一个明显和直接的法律问题：埋藏物在被发现后，其所有权的判断问题或者埋藏物的归属问题。为此，《法国民法典》第716条还规定，埋藏物的所有权，属于在自己土地内发现之人，如埋藏物发现于他人土地内，其半数属于发现人，半数属于土地所有人。而《德国民法典》第 984 条规定，发现因长期埋藏而不能查明其所有人的物（埋藏物），并因发现而占有此物时，其所有权的一半归属于发现人，一半归属于埋藏物埋藏所在的物的所有人。法德两国立法中的埋藏物发现地规则，以及发现人规则，表明的法律态度是：第一，在所有人土地内发现埋藏物，其所有权属于土地所有权人。这个规则表明：埋藏物所有权的判断是以土地这个主物的所有权判断为标志的；第二，在非所有权人的土地上被发现的，则发现人、土地所有人各半享有所有权。这个规则，表明的埋藏物为无主物时，至少土地的所有人有1/2的所有权。这一点，与我国的无主物归国家所有是完全不同的。其逻辑基点是：不论何因，埋藏于所有人土地上的埋藏物，被土地所有人发现时，其当然归属于土地所有人。但是，如果不是被土地所有人发现时，则发现人、土地所有人各半所有，表明埋藏物的存在处所——土地或者埋藏空间，对于判断埋藏物的所有权，是居于非常重要的法律地位的。对于吴高亮发现乌木这种埋藏物而言，也应当适用这样的规则。
也就是说，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40条规定，用益物权人的权利不扩及所有人在物中发现的埋藏物的应有部分。《日本民法典》第241条也规定，关于埋藏物，依特别法规定进行公告后6个月内，其所有人不明时，发现人取得所有权。但是，于他人物内发现的埋藏物，发现人与其所有人折半取得其所有权。《瑞士民法典》第723条则规定，构成埋藏物应当是： （1）长年埋藏地下，且肯定已无所有人的有价物，被发现的，为埋藏物。（2）埋藏物归发现地点的土地或动产所有人所有。但不妨碍关于科学价值极高的埋藏物的规定。[7]（3）埋藏物的发现人，有请求相当报酬的权利。但报酬不得超过埋藏物本身价值的半数。换句话说，埋藏物的形成条件或者形式要件当中，根本不能以 “人为”的埋藏或隐藏为唯一条件，而只是以发现于何处、以何人发现后，如何判断其利益归属为条件。
二、乌木是否属于天然孳息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立法中，没有将乌木等埋藏物界定为天然孳息。[8]理由是：孳息是从生物的意思。不论是天然孳息即基于物的自然属性产生的孳息，或者法定孳息即基于法律关系性质产生的孳息，都是以原物或者基础法律关系作为前提的。在吴高亮发现乌木的法律事实中，有三个层次的法律关系。
第一个层次，吴高亮对于土地的承包关系。这是一个被网友和吴高亮本人忽视或者忽略的基础法律关系。如果承认这个法律关系存在，那么，吴高亮的乌木发现行为，属于在他人土地上发现乌木的行为，而不是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发现乌木的行为。也就是说，吴高亮就是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也不可能以发现人的身份，享有乌木的全部所有权，最多只能享有1/2的所有权而已。在这里，集体土地承包关系意味着乌木埋藏的环境性因素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前置性因素，任何人包括民法专家学者都不能对此加以忽视或者否定。
第二个层次，乌木定性的法律关系。吴高亮发现的乌木上，没有任何人为加工过的痕迹，也不属于古代建筑、古墓??辜?龋?ü?ㄒ祷?辜煅椋?谀镜奶蓟?⒏苹?潭壬形创锏奖涑苫??某潭取４诱飧鲆庖迳峡矗?馀?谀竞凸派?锘???9]矿产资源、[10]文物一样，因为其具有一定市场价值，具备保护的规模和等级条件，国家才会给予保护。也就是说，通过吴高亮发现的这些乌木，可以研究乌木形成当时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这么大体量的乌木，政府进行保护，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表现，并不是网友指责的“选择性执法”。
在本事件中，乌木是因为自然力被埋在土地中的，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土地的自然孳息，换句话说，土地不会有掩埋乌木或者给予自然属性孕育或出产乌木的天然属性。因此，当土地这个原物存在时，土地却没有任何孕育或者出产乌木的自然属性。[11]梁慧星教授认为，乌木事件应当适用《物权法》第116条“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的规定，理由是，吴高亮在河道中发现乌木，河道属于国家所有，那么，乌木就应由河道所有人即国家取得。李显冬教授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认为： “就像采蘑菇，挖奇石。没听说这些东西都是归国家所有的。”柳经纬教授则认为，“如果说无主之物都归国家，那么捡垃圾的人，就是每天都在侵占国家财产。”可见，这第二个层次的法律关系，作为一个乌木定性的法律关系，在事件的处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决定性意义。
第三个层次，乌木发现后归属法律关系。彭州市国资办在处理乌木事件时，拿《民法通则》第79条“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的规定，说乌木是国有的，并不牵强附会。因为乌木尽管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埋藏、隐藏的。但是，这批乌木的所有人不明，所以，按照《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属于国家所有，并没有出错。至于吴高亮认为，这批乌木应当依照《物权法》第49条“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国家所有”，而法律没有规定的国家动植物资源，就不属于国家所有。就像捡垃圾箱里的塑料瓶一样，应该适用先占先取得所有权的规则的看法、说法和想法，恰恰揭示了我国埋藏物立法的逻辑是混乱的。那就是，主权先占理论[12]对于无主物的归属，以及埋藏物的人为的埋藏、隐藏的理论，加上《物权法》立法时，对于这种主权先占理论的强化，构成了对于吴高亮作为乌木发现人的“要么乌木属于他自己，他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及破坏耕地的罚款；要么乌木属国家所有，政府奖励他400万元”[13]逻辑的完全否定。
显而易见的是，在三个层次的法律关系当中，网友人数虽然众多但是却把吴高亮承包集体土地或者他人土地这一基础法律关系抛在一边，妄谈“谁发现了乌木归谁”的错误逻辑，在于这些网友缺乏基本的物权意识——在主物与从物关系上，在土地所有权与发现物乌木的所有权归属上，在埋藏物的微小、少量发现与这批价值昂贵的乌木的发现质量区别上，尤其是在废弃物的捡拾、“采蘑菇”、“挖奇石”的资源利用的合法度的界定上，这批乌木就是埋藏物，不可能被界定为什么古生物化石、矿产资源或者文物，更不应当是天然孳息或者承包人可以任意取得所有权的先占物。在这里，民法专家学者们扮演了“使人昭昭”的角色，作者感到非常遗憾。[14]这种遗憾，大抵上是民法学者们没有认真研习埋藏物的性质和归属规则的恶果型产物。[15]
三、乌木是否应当属于吴高亮或者国家所有
《意大利民法典》第832条规定，埋藏物是某一隐藏或者埋藏在地下的、任何人都无法证明自己是物品的所有人的、有价值的动产。埋藏物的所有权属于在自己土地内发现物品的人。在他人土地内偶然发现的埋藏物的所有权，一半属于土地所有人，[16]另一半属于发现人。以上规定准用于在他人动产中发现埋藏物的情况。具有历史、考古、古代人类学、古代生物学以及美术价值的埋藏物的发现应当遵守特别法的规定。应当说，传承于古罗马法的《意大利民法典》的规定，本身就是具有演绎古罗马法的使命。因此，它的规则本身，表明一个铁定的规则：只有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发现埋藏物的，才属于发现人即土地所有人所有。这时，土地所有人与埋藏物发现人主体资格竞合，所以，埋藏物归属于土地所有人与归属于发现人都是正确的。但是，不能由此推出埋藏物谁发现归谁。理由是：土地所有人的身份或者土地所有权，要对埋藏物的归属发挥“埋藏物环境”或者“埋藏物空间固定”的法律效果，基于此，埋藏物的归属逻辑，应当是埋藏物环境属于谁，则主体竞合时发生埋藏物归发现埋藏物的土地所有人的情形。如果发现人与土地所有人即埋藏物环境不竞合时，则为各半享有所有权。这种“各1/2所有”的规则，显然比吴高亮乌木发现事件中，这批乌木应该归发现人吴高亮所有要公平和讲道理得多。
至于对于吴高亮发现的乌木，应当适用“先占原则”，即无主物谁发现归谁原则，作者认为也是不恰当的。理由是：第一，这个无主物是埋藏在吴高亮承包的土地里，而土地是有所有人的。也就是说，这批乌木作为埋藏物，是与土地所有人有关系的，这种关系就是埋藏物乌木的“埋藏物空间固定”关系。换句话说，无主物适用先占原则时，为什么不考虑土地这个 “埋藏物环境”资产要素呢? 《意大利民法典》第 923 条规定，可以通过先占取得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动产。[17]而“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动产”是指抛弃物以及可以猎取或者捕捞的动物。显然，这个“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动产”不能适用于吴高亮发现的乌木，因为这批乌木谁也不可能认定其为抛弃物。所以，吴高亮主张对这批乌木适用先占原则，并没有理论依据。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西安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10月26日西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1990年12月28日陕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绿化规划与建设
第三章 绿化管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保护生态环境，绿化美化城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条例所称城市绿化，包括城市绿地、树木、花草及绿化设施等。
第三条 城市绿化应当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植护并重，逐步扩大绿地面积，提高绿化覆盖率和绿化水平。
城市绿化应当按规划广植市树中槐和市花石榴。
第四条 市园林管理部门是本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区、县园林管理部门负责管理本辖区内的城市绿化。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市绿化工作的领导，组织全民义务植树，开展城市绿化活动。
城市规划、环保、房管、土地、市政、工商、交通、水利、农林、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协同园林管理部门搞好城市绿化规划、建设和管理。
第六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参加城市绿化建设和管理的义务，有权控告、检举、制止损害绿化成果和设施的行为。
市、区、县人民政府或者园林管理部门对在城市绿化建设、管理和科研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绿化规划与建设
第七条 绿化建设必须服从绿化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市园林管理部门会同规划管理部门，根据本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绿化详细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市绿化详细规划编制本区绿化规划，经市园林管理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县园林规划管理部门，根据本县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绿化详细规划，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各单位编制本单位的绿化规划，报所在区、县园林管理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八条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的建设项目，总平面设计应有绿化设计方案，安排一定比例的绿化用地，经市园林管理部门签署意见后，方可办理建设工程的有关手续。
第九条 建设工程项目的绿化用地，所占建设用地的面积应为：
（一）居民区、宾馆、饭店、体育场及其他大型公共建筑设施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二）大专院校、医院、疗养院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五；
（三）产生有毒有害污染的工厂及单位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并按有关规定营造卫生防护林带；
（四）其他建设工程项目，旧城区内不低于百分之二十，旧城区外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第十条 建设工程项目投资中必须安排绿化建设资金，由建设单位负责绿化。绿化完成时间不得迟于工程项目投入使用后的第二个年度绿化季节，并由所在区、县园林管理部门验收。
第十一条 绿化建设与道路、交通、电力、电讯及其他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应当统一规划，相互兼顾。
第三章 绿化管理
第十二条 城市绿化应坚持栽植和管护并重，适时对树木进行松土、灌溉、施肥、修剪、防治病虫害，及时去除死树枯枝，更新、补栽树木。
第十三条 城市绿化实行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按下列规定分工负责：
（一）公园、动物园、小游园、广场绿地、公共草坪、行道树、绿篱、林带的绿化以及建设单位代征的绿地，由市、区、县园林管理部门负责和管理；
（二）风景名胜区、文物古迹保护区的绿化由该管理部门负责；
（三）居民住宅区的绿化，由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组织辖区内的单位和居民分片分段负责；
（四）苗圃、花圃、母树林的生产科研由其主管部门负责；
（五）公路、铁路、河道两侧及水库周围的绿化分别由各该主管部门负责；
（六）单位内部及其生活区的绿化由各单位负责。
第十四条 已建成或者规划的城市绿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不得改作他用。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确需占用已建成或者规划的城市绿地时，须经市人民政府同意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占用已建成的城市绿地应当补偿相应的绿地面积和绿化建设费用；占用规划的城市绿地应当补偿相应的绿地面积。
第十五条 国家保护树木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合法权益。
由园林管理部门和群众义务栽植的树木，所有权及收益归国家。
公路、铁路、水利等部门在规定的用地范围内栽植、管护的树木，所有权及收益归该部门。
各单位在其内部栽植的树木，所有权及收益归单位。
居民住宅区的树木，所有权及收益归负责该居民住宅区绿化的部门。
居民个人在自有庭院栽植的树木，所有权及收益归个人。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六条 在城市道路敷设各类管线、架设电杆等，距树干不少于一米。在城市道路上新架高压输电线，其电杆高度不得低于15米。架空线与树木高度之间，应保持适当的安全净距。
第十七条 城市道路、铁路、公路两旁的树木生长影响架空线或者交通安全的，分别由园林、铁路、交通部门负责修剪。
在发生水灾、火灾等紧急情况下，有关部门为抢险救灾或者处理事故，可根据险情先行修剪或者砍伐树木，在险情排除后七日内应书面告知市园林管理部门和其他树木管理部门。
第十八条 禁止下列损坏草坪、花卉、树木和绿化设施的行为：
（一）攀折树枝、任意采摘花卉、果实；
（二）利用树木、花卉、护栏搭晒衣物和其他物品；
（三）在草坪、绿篱、树木旁焚烧树叶、秸秆等杂物；
（四）在树木、花卉旁堆放有毒有害物品；
（五）向树木、花草倾倒污水、热水；
（六）在绿地放牧；
（七）距绿地、行道树、绿篱一点五米内设置有炉灶的饮食摊点；
（八）其他破坏城市绿化和绿化设施的行为。
第十九条 禁止擅自砍伐或者移植树木、绿篱。因国家建设需要砍伐或者移植树木、绿篱的，按下列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一）一次一处砍伐或者移植乔木（胸径在十五厘米以内）二十株、灌木二十丛、绿篱二十米以下的，由区、县园林管理部门批准。
（二）一次一处砍伐或者移植乔木（胸径在四十厘米以内）五十株、灌木五十丛、绿篱一百米以下的，由区、县园林管理部门审核，报市园林管理部门批准。
（三）超过第（二）项审批权限的，由市园林管理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砍伐、移植单位和居民个人的树木，应当给予补偿。
第二十条 经批准砍伐国家所有和单位所有树木的，应按“伐一栽三”的原则予以补栽。原地无法补栽的，应交纳补栽树木所需费用，由园林管理部门异地补栽。
第二十一条 严禁砍伐古树名木。古树或者稀有名贵树种，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树木，由市园林管理部门负责建立档案、标志和保护设施。位于道路和其他公共场所的，由园林管理部门负责管护；散生于单位内部及居民院落的，由单位或者居民个人负责管护。
第二十二条 进出本市的苗木、花卉、籽种和其他绿化繁殖物种，经植物检疫机构检疫合格后，方可调运。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未达到绿化用地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逾期未完成绿化建设的，必须向园林管理部门交纳实需绿化费以及实需绿化费一至二倍的绿化延误费，由园林管理部门完成该项绿化建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侵占已建成或者规划的城市绿地的，责令限期退还，从侵占之日起，按占地每平方米每天十元标准处以罚款，并追究主要责任者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其改正，并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造成树木死亡和绿化设施损坏的，按实际价值予以赔偿，并处以赔偿费一至二倍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擅自砍伐树木的，责令补栽被伐株数五倍的树木，并处以砍伐树木价值二至五倍的罚款。
盗伐树木的，责令赔偿损失，补栽盗伐株数十倍的树木，并处以违法所得三至十倍的罚款。
盗窃花木、绿化设施的，责令赔偿，并可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毁坏古树名木的，每株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市、区、县园林管理部门处理；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由公安机关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九条 对拒绝、阻碍绿化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区、县园林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园林管理部门申请复议；对市园林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
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 罚款金额应全部上交同级地方财政。赔偿费列入绿化建设资金，专款专用。
第三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的问题由西安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0年12月28日
－－以媒体恶炒发现乌木归个人所有为视角
王建平 四川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埋藏物乌木 环境性因素 与民争利 发现者所有 社会责任
内容提要: 吴高亮发现乌木后，认为应当取得所有权。于是，媒体先是叫屈，继而放大政府与民争利是一种"选择性执法"的观点。乌木属于埋藏物，而非吴高亮理解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或者专家认为的天然孳息。乌木被发现于承包的集体土地之内，意味着乌木埋藏的"埋藏物空间固定"、"埋藏物环境"等环境性因素的存在，作为至关重要的一个前置性因素，与古生物化石、矿产资源、文物的核心区别是代表的利益差别。《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的"无主埋藏物归国家所有"，在《物权法》第114条处理中倒退为按照遗失物处理，媒体不适当地为主权先占理论张目，扩大废弃物捡拾侵权、采蘑菇、挖奇石的资源合理利用的非正当推演逻辑，是缺乏媒体社会责任的表现。
2012年2月8日，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麻柳村17组村民吴高亮，在家门口承包地的河道边发现并掘出几根乌木。[1]其中，一根乌木长达34米、胸径约1．5米、重达60余吨，据有关专家估算，这根乌木的价值高达数百万元人民币。吴高亮认为，先占乌木者取得乌木所有权。2012年2月20日，吴高亮承包地里的7根乌木，全部被通济镇政府收走。当地村民认为：乌木是在吴高亮承包地里找到的，理应归吴高亮所有。对此，不少网民质疑认为，通济镇政府收走吴高亮承包地中乌木的做法，是政府与民争利，是一种“选择性执法”；也有网民认为，乌木源自天然，形成于地下，既非矿产资源[2]又非文物，没有哪部法律明确规定属于国家所有，通济镇不该收走吴高亮承包地中的乌木。民法学专家们则异口同声地认为，吴高亮承包地中的乌木，应当归国家所有。[3]
2012年7月3日下午3时，彭州市财政局分管国资办的副局长陈彬召集市文管局、林业局、司法局、水务局、国土局等部门，正式答复吴高亮：吴高亮在其承包土地中发现的乌木归国家所有，依法奖励吴高亮7万元。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近4万名网友中，有超过6 成的人认为，乌木应归其发现者吴高亮所有。近一半网友支持吴高亮提出400万元的奖励要求，约 21.73% 的网友认为，应根据对乌木的估价，对吴高亮进行适应的奖励。[4]吴高亮认为，通济镇政府应当按照乌木估价2000万元的20%，给予400万元奖励，7万元奖励太低，拟采取诉讼方式维权。
事实上，乌木归属争议问题的根源，在于埋藏物的法律定义不清晰、埋藏物的分类标准不科学，尤其是埋藏物这种被埋藏于地下的物，究竟与文物、矿产资源和古生物化石等有什么区别，并没有在这一轮的乌木争议中，被彻底厘清。虽然按照古罗马法以来的民法原理，埋藏物在所有权人不明时，归发现者全部或部分所有。几乎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上，都采取发现人取得部分所有权主义。但是，我国立法者似乎更注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维持，效仿前苏联的立法传统，在《民法通则》第79条中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归国家所有的同时，倒退回去，把埋藏物这种独立的物权状态，竟然采用了以实物返还的处理措施，同时规定，文物保护法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显然是没有明晰地界分埋藏物与文物的界限。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发现埋藏物的处理规定，如果属于无主物以“归国家所有”为原则，这一规则的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这个规则确定的“一律归国有”确实成为国家与民争利的制度性工具。确实，《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了“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的规则。而《物权法》第 114 条，竟然倒退式的规定了“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5]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应当说，一根“乌木”折射出我国物权立法的尴尬，以及物权观念的模糊与残缺的社会现实。这种现实，是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立法不想符合的。
一、乌木是否属于埋藏物
吴高亮认为，《物权法》第49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国家所有。”而法律没有规定的动植物资源，就不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彭州市政府主张乌木国有的依据，即依据《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的“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的规定，是有问题的。不过，作者认为，吴高亮先生把乌木理解成“野生动植物资源”，显然是理解错了。那么，这些乌木是埋藏物吗? 柳经纬教授认为，“在民法的通常理解上，埋藏和隐藏都是要人为的，不是人为的不能被认为是埋藏物或隐藏物。”[6]对此，作者是不敢苟同的。
埋藏物的立法权威性解释，是《法国民法典》第716条的规定“一切埋藏或隐匿的物件，任何人不能证明其所有权，且其发现纯为偶然者，称为埋藏物”。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将埋藏物的形成，与人的“埋”与“藏”的行为结合起来，理解为只有人的行为才能形成，未免将埋藏物的内涵与外延大大地缩小了。事实上，对埋藏物的法律界定，只要求观察其“被埋”、“被藏”的后果即可，而不必要求必须是“人为的”藏的结果。也就是说，埋藏物的观察角度，主要是某物“被埋”、“被藏”的客观事实尤其是客观结果，而可以不必问及某物“被埋”、“被藏”的具体原因，是人为的行为还是自然力或者其他因素的推动与促成。比如，因为战争而某地被轰炸，导致某富户人家的财宝尤其是保险柜被埋入很深的地下，很久之后，才被人在该地被再次发现，也成了埋藏物。但是，这个意义上的埋藏物，并不是人为的、有意识地埋藏或者隐匿某物，而是因为人力型埋藏行为之外的因素形成的。可见，自然力或者人为行为之外的原因力，是可以导致埋藏物发生的。
作者认为，埋藏物作为民法上的一个法律事实，其形成的法律意义上的原因力，应当包括：人的行为、法律事件等。也就是说，自然力尤其是自然灾害等超强的破坏力，照样可以使某物受到该力的作用，经过特殊的时间或者空间作用，而形成埋藏物。比如前文所说的乌木，就是如此。所以，某物是否属于埋藏物，绝不能以是否为“人为的”埋藏或则隐匿作为唯一条件。乌木在自然界中，并不可能是人为埋藏的物，也就是说，其间至少3千年的地下埋藏时间，形成原因和形成机制中，人为地埋藏或者隐匿，几乎成为不可能。
沿着埋藏物或隐藏物形成的原因力不限于人为原因的思路，才会发现埋藏物不论是否人为埋藏或者隐藏，都会产生一个明显和直接的法律问题：埋藏物在被发现后，其所有权的判断问题或者埋藏物的归属问题。为此，《法国民法典》第716条还规定，埋藏物的所有权，属于在自己土地内发现之人，如埋藏物发现于他人土地内，其半数属于发现人，半数属于土地所有人。而《德国民法典》第 984 条规定，发现因长期埋藏而不能查明其所有人的物（埋藏物），并因发现而占有此物时，其所有权的一半归属于发现人，一半归属于埋藏物埋藏所在的物的所有人。法德两国立法中的埋藏物发现地规则，以及发现人规则，表明的法律态度是：第一，在所有人土地内发现埋藏物，其所有权属于土地所有权人。这个规则表明：埋藏物所有权的判断是以土地这个主物的所有权判断为标志的；第二，在非所有权人的土地上被发现的，则发现人、土地所有人各半享有所有权。这个规则，表明的埋藏物为无主物时，至少土地的所有人有1/2的所有权。这一点，与我国的无主物归国家所有是完全不同的。其逻辑基点是：不论何因，埋藏于所有人土地上的埋藏物，被土地所有人发现时，其当然归属于土地所有人。但是，如果不是被土地所有人发现时，则发现人、土地所有人各半所有，表明埋藏物的存在处所——土地或者埋藏空间，对于判断埋藏物的所有权，是居于非常重要的法律地位的。对于吴高亮发现乌木这种埋藏物而言，也应当适用这样的规则。
也就是说，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40条规定，用益物权人的权利不扩及所有人在物中发现的埋藏物的应有部分。《日本民法典》第241条也规定，关于埋藏物，依特别法规定进行公告后6个月内，其所有人不明时，发现人取得所有权。但是，于他人物内发现的埋藏物，发现人与其所有人折半取得其所有权。《瑞士民法典》第723条则规定，构成埋藏物应当是： （1）长年埋藏地下，且肯定已无所有人的有价物，被发现的，为埋藏物。（2）埋藏物归发现地点的土地或动产所有人所有。但不妨碍关于科学价值极高的埋藏物的规定。[7]（3）埋藏物的发现人，有请求相当报酬的权利。但报酬不得超过埋藏物本身价值的半数。换句话说，埋藏物的形成条件或者形式要件当中，根本不能以 “人为”的埋藏或隐藏为唯一条件，而只是以发现于何处、以何人发现后，如何判断其利益归属为条件。
二、乌木是否属于天然孳息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立法中，没有将乌木等埋藏物界定为天然孳息。[8]理由是：孳息是从生物的意思。不论是天然孳息即基于物的自然属性产生的孳息，或者法定孳息即基于法律关系性质产生的孳息，都是以原物或者基础法律关系作为前提的。在吴高亮发现乌木的法律事实中，有三个层次的法律关系。
第一个层次，吴高亮对于土地的承包关系。这是一个被网友和吴高亮本人忽视或者忽略的基础法律关系。如果承认这个法律关系存在，那么，吴高亮的乌木发现行为，属于在他人土地上发现乌木的行为，而不是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发现乌木的行为。也就是说，吴高亮就是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也不可能以发现人的身份，享有乌木的全部所有权，最多只能享有1/2的所有权而已。在这里，集体土地承包关系意味着乌木埋藏的环境性因素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前置性因素，任何人包括民法专家学者都不能对此加以忽视或者否定。
第二个层次，乌木定性的法律关系。吴高亮发现的乌木上，没有任何人为加工过的痕迹，也不属于古代建筑、古墓??辜?龋?ü?ㄒ祷?辜煅椋?谀镜奶蓟?⒏苹?潭壬形创锏奖涑苫??某潭取４诱飧鲆庖迳峡矗?馀?谀竞凸派?锘???9]矿产资源、[10]文物一样，因为其具有一定市场价值，具备保护的规模和等级条件，国家才会给予保护。也就是说，通过吴高亮发现的这些乌木，可以研究乌木形成当时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这么大体量的乌木，政府进行保护，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表现，并不是网友指责的“选择性执法”。
在本事件中，乌木是因为自然力被埋在土地中的，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土地的自然孳息，换句话说，土地不会有掩埋乌木或者给予自然属性孕育或出产乌木的天然属性。因此，当土地这个原物存在时，土地却没有任何孕育或者出产乌木的自然属性。[11]梁慧星教授认为，乌木事件应当适用《物权法》第116条“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的规定，理由是，吴高亮在河道中发现乌木，河道属于国家所有，那么，乌木就应由河道所有人即国家取得。李显冬教授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认为： “就像采蘑菇，挖奇石。没听说这些东西都是归国家所有的。”柳经纬教授则认为，“如果说无主之物都归国家，那么捡垃圾的人，就是每天都在侵占国家财产。”可见，这第二个层次的法律关系，作为一个乌木定性的法律关系，在事件的处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决定性意义。
第三个层次，乌木发现后归属法律关系。彭州市国资办在处理乌木事件时，拿《民法通则》第79条“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的规定，说乌木是国有的，并不牵强附会。因为乌木尽管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埋藏、隐藏的。但是，这批乌木的所有人不明，所以，按照《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属于国家所有，并没有出错。至于吴高亮认为，这批乌木应当依照《物权法》第49条“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国家所有”，而法律没有规定的国家动植物资源，就不属于国家所有。就像捡垃圾箱里的塑料瓶一样，应该适用先占先取得所有权的规则的看法、说法和想法，恰恰揭示了我国埋藏物立法的逻辑是混乱的。那就是，主权先占理论[12]对于无主物的归属，以及埋藏物的人为的埋藏、隐藏的理论，加上《物权法》立法时，对于这种主权先占理论的强化，构成了对于吴高亮作为乌木发现人的“要么乌木属于他自己，他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及破坏耕地的罚款；要么乌木属国家所有，政府奖励他400万元”[13]逻辑的完全否定。
显而易见的是，在三个层次的法律关系当中，网友人数虽然众多但是却把吴高亮承包集体土地或者他人土地这一基础法律关系抛在一边，妄谈“谁发现了乌木归谁”的错误逻辑，在于这些网友缺乏基本的物权意识——在主物与从物关系上，在土地所有权与发现物乌木的所有权归属上，在埋藏物的微小、少量发现与这批价值昂贵的乌木的发现质量区别上，尤其是在废弃物的捡拾、“采蘑菇”、“挖奇石”的资源利用的合法度的界定上，这批乌木就是埋藏物，不可能被界定为什么古生物化石、矿产资源或者文物，更不应当是天然孳息或者承包人可以任意取得所有权的先占物。在这里，民法专家学者们扮演了“使人昭昭”的角色，作者感到非常遗憾。[14]这种遗憾，大抵上是民法学者们没有认真研习埋藏物的性质和归属规则的恶果型产物。[15]
三、乌木是否应当属于吴高亮或者国家所有
《意大利民法典》第832条规定，埋藏物是某一隐藏或者埋藏在地下的、任何人都无法证明自己是物品的所有人的、有价值的动产。埋藏物的所有权属于在自己土地内发现物品的人。在他人土地内偶然发现的埋藏物的所有权，一半属于土地所有人，[16]另一半属于发现人。以上规定准用于在他人动产中发现埋藏物的情况。具有历史、考古、古代人类学、古代生物学以及美术价值的埋藏物的发现应当遵守特别法的规定。应当说，传承于古罗马法的《意大利民法典》的规定，本身就是具有演绎古罗马法的使命。因此，它的规则本身，表明一个铁定的规则：只有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发现埋藏物的，才属于发现人即土地所有人所有。这时，土地所有人与埋藏物发现人主体资格竞合，所以，埋藏物归属于土地所有人与归属于发现人都是正确的。但是，不能由此推出埋藏物谁发现归谁。理由是：土地所有人的身份或者土地所有权，要对埋藏物的归属发挥“埋藏物环境”或者“埋藏物空间固定”的法律效果，基于此，埋藏物的归属逻辑，应当是埋藏物环境属于谁，则主体竞合时发生埋藏物归发现埋藏物的土地所有人的情形。如果发现人与土地所有人即埋藏物环境不竞合时，则为各半享有所有权。这种“各1/2所有”的规则，显然比吴高亮乌木发现事件中，这批乌木应该归发现人吴高亮所有要公平和讲道理得多。
至于对于吴高亮发现的乌木，应当适用“先占原则”，即无主物谁发现归谁原则，作者认为也是不恰当的。理由是：第一，这个无主物是埋藏在吴高亮承包的土地里，而土地是有所有人的。也就是说，这批乌木作为埋藏物，是与土地所有人有关系的，这种关系就是埋藏物乌木的“埋藏物空间固定”关系。换句话说，无主物适用先占原则时，为什么不考虑土地这个 “埋藏物环境”资产要素呢? 《意大利民法典》第 923 条规定，可以通过先占取得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动产。[17]而“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动产”是指抛弃物以及可以猎取或者捕捞的动物。显然，这个“不属于任何人所有的动产”不能适用于吴高亮发现的乌木，因为这批乌木谁也不可能认定其为抛弃物。所以，吴高亮主张对这批乌木适用先占原则，并没有理论依据。
西安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
西安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10月26日西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1990年12月28日陕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绿化规划与建设
第三章 绿化管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保护生态环境，绿化美化城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条例所称城市绿化，包括城市绿地、树木、花草及绿化设施等。
第三条 城市绿化应当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植护并重，逐步扩大绿地面积，提高绿化覆盖率和绿化水平。
城市绿化应当按规划广植市树中槐和市花石榴。
第四条 市园林管理部门是本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区、县园林管理部门负责管理本辖区内的城市绿化。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市绿化工作的领导，组织全民义务植树，开展城市绿化活动。
城市规划、环保、房管、土地、市政、工商、交通、水利、农林、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协同园林管理部门搞好城市绿化规划、建设和管理。
第六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参加城市绿化建设和管理的义务，有权控告、检举、制止损害绿化成果和设施的行为。
市、区、县人民政府或者园林管理部门对在城市绿化建设、管理和科研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绿化规划与建设
第七条 绿化建设必须服从绿化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市园林管理部门会同规划管理部门，根据本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绿化详细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市绿化详细规划编制本区绿化规划，经市园林管理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县园林规划管理部门，根据本县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绿化详细规划，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各单位编制本单位的绿化规划，报所在区、县园林管理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八条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的建设项目，总平面设计应有绿化设计方案，安排一定比例的绿化用地，经市园林管理部门签署意见后，方可办理建设工程的有关手续。
第九条 建设工程项目的绿化用地，所占建设用地的面积应为：
（一）居民区、宾馆、饭店、体育场及其他大型公共建筑设施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二）大专院校、医院、疗养院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五；
（三）产生有毒有害污染的工厂及单位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并按有关规定营造卫生防护林带；
（四）其他建设工程项目，旧城区内不低于百分之二十，旧城区外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第十条 建设工程项目投资中必须安排绿化建设资金，由建设单位负责绿化。绿化完成时间不得迟于工程项目投入使用后的第二个年度绿化季节，并由所在区、县园林管理部门验收。
第十一条 绿化建设与道路、交通、电力、电讯及其他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应当统一规划，相互兼顾。
第三章 绿化管理
第十二条 城市绿化应坚持栽植和管护并重，适时对树木进行松土、灌溉、施肥、修剪、防治病虫害，及时去除死树枯枝，更新、补栽树木。
第十三条 城市绿化实行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按下列规定分工负责：
（一）公园、动物园、小游园、广场绿地、公共草坪、行道树、绿篱、林带的绿化以及建设单位代征的绿地，由市、区、县园林管理部门负责和管理；
（二）风景名胜区、文物古迹保护区的绿化由该管理部门负责；
（三）居民住宅区的绿化，由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组织辖区内的单位和居民分片分段负责；
（四）苗圃、花圃、母树林的生产科研由其主管部门负责；
（五）公路、铁路、河道两侧及水库周围的绿化分别由各该主管部门负责；
（六）单位内部及其生活区的绿化由各单位负责。
第十四条 已建成或者规划的城市绿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不得改作他用。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确需占用已建成或者规划的城市绿地时，须经市人民政府同意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占用已建成的城市绿地应当补偿相应的绿地面积和绿化建设费用；占用规划的城市绿地应当补偿相应的绿地面积。
第十五条 国家保护树木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合法权益。
由园林管理部门和群众义务栽植的树木，所有权及收益归国家。
公路、铁路、水利等部门在规定的用地范围内栽植、管护的树木，所有权及收益归该部门。
各单位在其内部栽植的树木，所有权及收益归单位。
居民住宅区的树木，所有权及收益归负责该居民住宅区绿化的部门。
居民个人在自有庭院栽植的树木，所有权及收益归个人。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六条 在城市道路敷设各类管线、架设电杆等，距树干不少于一米。在城市道路上新架高压输电线，其电杆高度不得低于15米。架空线与树木高度之间，应保持适当的安全净距。
第十七条 城市道路、铁路、公路两旁的树木生长影响架空线或者交通安全的，分别由园林、铁路、交通部门负责修剪。
在发生水灾、火灾等紧急情况下，有关部门为抢险救灾或者处理事故，可根据险情先行修剪或者砍伐树木，在险情排除后七日内应书面告知市园林管理部门和其他树木管理部门。
第十八条 禁止下列损坏草坪、花卉、树木和绿化设施的行为：
（一）攀折树枝、任意采摘花卉、果实；
（二）利用树木、花卉、护栏搭晒衣物和其他物品；
（三）在草坪、绿篱、树木旁焚烧树叶、秸秆等杂物；
（四）在树木、花卉旁堆放有毒有害物品；
（五）向树木、花草倾倒污水、热水；
（六）在绿地放牧；
（七）距绿地、行道树、绿篱一点五米内设置有炉灶的饮食摊点；
（八）其他破坏城市绿化和绿化设施的行为。
第十九条 禁止擅自砍伐或者移植树木、绿篱。因国家建设需要砍伐或者移植树木、绿篱的，按下列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一）一次一处砍伐或者移植乔木（胸径在十五厘米以内）二十株、灌木二十丛、绿篱二十米以下的，由区、县园林管理部门批准。
（二）一次一处砍伐或者移植乔木（胸径在四十厘米以内）五十株、灌木五十丛、绿篱一百米以下的，由区、县园林管理部门审核，报市园林管理部门批准。
（三）超过第（二）项审批权限的，由市园林管理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砍伐、移植单位和居民个人的树木，应当给予补偿。
第二十条 经批准砍伐国家所有和单位所有树木的，应按“伐一栽三”的原则予以补栽。原地无法补栽的，应交纳补栽树木所需费用，由园林管理部门异地补栽。
第二十一条 严禁砍伐古树名木。古树或者稀有名贵树种，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树木，由市园林管理部门负责建立档案、标志和保护设施。位于道路和其他公共场所的，由园林管理部门负责管护；散生于单位内部及居民院落的，由单位或者居民个人负责管护。
第二十二条 进出本市的苗木、花卉、籽种和其他绿化繁殖物种，经植物检疫机构检疫合格后，方可调运。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未达到绿化用地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逾期未完成绿化建设的，必须向园林管理部门交纳实需绿化费以及实需绿化费一至二倍的绿化延误费，由园林管理部门完成该项绿化建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侵占已建成或者规划的城市绿地的，责令限期退还，从侵占之日起，按占地每平方米每天十元标准处以罚款，并追究主要责任者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其改正，并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造成树木死亡和绿化设施损坏的，按实际价值予以赔偿，并处以赔偿费一至二倍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擅自砍伐树木的，责令补栽被伐株数五倍的树木，并处以砍伐树木价值二至五倍的罚款。
盗伐树木的，责令赔偿损失，补栽盗伐株数十倍的树木，并处以违法所得三至十倍的罚款。
盗窃花木、绿化设施的，责令赔偿，并可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毁坏古树名木的，每株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市、区、县园林管理部门处理；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由公安机关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九条 对拒绝、阻碍绿化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区、县园林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园林管理部门申请复议；对市园林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
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 罚款金额应全部上交同级地方财政。赔偿费列入绿化建设资金，专款专用。
第三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的问题由西安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0年1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