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关于印发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审查方法与评价准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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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印发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审查方法与评价准则的通知
卫生部关于印发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审查方法与评价准则的通知
卫法监发[2003]7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为了规范保健食品生产企业的管理，更好地贯彻执行《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以下简称GMP），提高保健食品生产和管理水平，我部组织制定了《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审查方法和评价准则》，现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现将执行中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培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要对参加审查的卫生监督员进行培训，充分掌握《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审查方法和评价准则》及相关知识，统一审查标准。未经培训合格者，不得参加GMP审查工作。
二、按期完成审查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要在2003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辖区内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的GMP审查。经过审查，对符合GMP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发给卫生许可证。
审查结果为基本符合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责令其限期整改一次，6个月内整改合格者，核发卫生许可证；未进行整改或整改不合格者，不予核发卫生许可证。
审查结果为不符合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核销其卫生许可证。
三、加强保健食品委托生产的管理。经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查不符合GMP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可以委托符合GMP的企业进行生产，受委托企业必须持有有效的保健食品生产卫生许可证，委托生产的保健食品在产品包装标识及说明书上必须注明“委托XXXX生产”，并注明受委托生产企业的地址。
四、严肃审查纪律。我部将对各省审查通过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进行抽查，对于达不到GMP要求而获得保健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我部将予以通报，并按有关规定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的责任。
2004年1月30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将审查总体情况上报我部，并同时上报符合GMP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名单及相应产品名称。
对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请及时与我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联系。
卫 生 部
二○○三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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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清末新律
--从立法主旨析其成败
（清华大学法学院 胡颖廉 北京 100084）
摘 要：清末修律，是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希冀在不从根本上触动帝制，仁德和祖教纲常等中华文化传统的思想指导下，表面上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实质为维持清廷的苟延残喘，从而“折冲樽俎，模范列强”。他们把法律变革本身等同与制定西方化的各种法典，造就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法文化特殊混合体，而没有将其本土化。清末修律的失败也就成了不变的结局。
关键词：清末新律 沈家本 仁 礼
清末修律，无论如何评价，都不失为中国近代法律变迁中的最重要一页1。它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古代法制向近现代法制的转型；同时，亦是外来法律资源本土化的过程2。可以说，清末修律是继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制大变革以来中国法制史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3。然而，时过境迁。两千年前的思想大变革把传统中国引向繁荣，而二十一世纪初的这次改良没有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这一迥然相异的结局值得我们深思。
一、背景和起因
建立在封建制经济基础之上的清王朝，到乾隆后期，特别是嘉庆以来，更加腐朽4。政治的黑暗，加之大官僚、大地主大肆兼并土地，致使劳动人民日益破产，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而正当清王朝的统治日益衰落、动摇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却有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5”。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昏愦和推行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战争失败，从此，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变化，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也必然要发生变化。尽管清朝统治者在一个时期坚持“祖宗之法”不可改，但在人民革命力量的不断打击和帝国主义的胁迫下，特别是到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之后，清朝统治者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清政府在与各国修订商约时，英、日、美、葡四国表示如清政府改良司法现状，“皆臻完善”，可以放弃领事裁判权。帝国主义的虚假诺言，刺激了清政府修律的积极性，力图“参酌各国法律”，修订现行律条，“务期中外通行”，“与各国无大悬绝”。“为了适应帝国主义侵华的需要，镇压中国人民，反映官僚买办阶级的要求，调整新的社会关系6”；同时也为了粉饰“预备立宪”，企图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律形式，来掩盖其专制统治的实质，欺骗人民，抵制和破坏革命，清王朝不得不对其原有的法律作了一系列较大的修改。
与此同时，法学理论界也作好了准备。西学东渐以来7，西方法律文化的流播，使中国传统法制的残暴、野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8，一些早期的改良派人士和其后而起的地主阶级开明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于对旧有法律以及旧律所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的猛烈抨击之中。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法制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传统律典所依据的法律价值观也开始动摇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清政府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其中的不少人对西方法律进行了研究，回国后翻译西方法律书籍，宣传西方法律；甲午年以后，国内留学人数日益增加，许多留学生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9，这些措施，都促进了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步伐10。时代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便成了清末修律最为直接的背景。
二、修律主持人
大概在许多人心目中，沈家本简直就是清末法律改革的化身11。这位造诣宏深的大学问家和处于古今绝续之交的务实派法律改革家的整个后半生命运是与清末修律溶为一体的12。可以说，离开清末修律，便无从全面了解和正确分析沈家本；同样，离开沈家本，我们也难以把握清末新律。那么首先让我们考察这位“使肩负沉重历史包袱的古老中国的传统法制的桎梏中挣扎出来，并为其创造了一个现代化法制的宏远架构13”的清末修律大臣。
沈家本出身于科举正途，在清政府刑部供职三十余年，对大清律例以及历代的刑狱档案都谙熟于胸。在海禁已开、西学东渐的时代里，他的法学视野又并非囿于中国传统律学，还曾精研欧美和日本等国的法典及其最新学说14，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权理论影响颇深，并力主“采撷精华”以“稍有补于当世”15。身处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氛围，置身于“日处阽危，忧患近切”的清末时局，沈家本不得不把中国法律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半个世纪爱国思想的积淀，以及亲身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凌辱16，使他亟希望通过修律而有助于匡时救国17。然而，清廷虽然给予了沈家本修律大臣的职位，却没有给他自由宽松的修律环境。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年）十二月，清廷在西安发布了“变法”上谕，表面上宣称是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即所谓：“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穷变通久……”，但究其实际，无非是在内忧外患下为维持自身统治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18。所谓“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弦”。这就在事实上以不可违抗的命令限定了清末改法修律活动的范围。沈家本所面对的，正是这种十分困难的局面：一方面要遵旨修律；另一方面又要遵旨不得触动旧律的根本。作为一名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和清王朝位列朝班的重臣，他对于这个方针自不能有任何的违背。为此沈氏一方面释明“法律之损益，随手时运之递迁……推诸穷通久变之理，实今昔之不宜相袭也19”。另一方面又要“不戾乎我国世代相沿之礼教、民情20”。在这新旧混杂，充满矛盾和多元的思想指导下，清末新律的主旨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指导思想
“仁”的再发现。
这一历史事实要追溯到西学东渐之初。当国人对旧有法律及其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展开批判时，最先捡起的武器不是西方先进的自由、平等、民主之类新学说，而是古老儒学中的“仁学”思想21。梁启超概括当时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情形时曾说：“盖当时之人，决不承认欧美人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22”。可以想见，在西学东渐尚欠深入，旧思想、旧文化仍占居统治地位的时候，任何新思想、新制度的引入必须经过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发掘素材。于是，“仁”这一古老命题便被赋予了批判旧制、启蒙国人的艰巨重任，成了诊治自大与好古的一剂良药23。
沈家本的“仁政”思想，其主流依然是传统的儒家学说，比如仁慈、仁厚、仁爱、宽仁等。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沈家本、伍廷芳联名奏上《删除律例内重法折》，其中指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24。”他们还借西人之口批评中国旧律的“不仁”：“综而论之，中重而西轻者为多，盖西国从前刑法较中国尤为残酷，近百数十年，经律学家几经讨论，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完美，故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夫西国首重法权……方今改定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25”正是这种试图通过变革传统法律来带动中国社会的全面近代化达到外勤远略，内平近忧和收回领事裁判权的目标，并在短期内革除中国法律数千年积弊的主观愿望，改变了沈家本对中国传统法律的执著，在思想不甚成熟的情况下，将西方民主主义人权法律观和传统中国的“仁政”合为一体，这便是他的“新古相通”论和“古源新流”说26。
要说“仁”和“仁政”，孔、孟当然是最有权威的了，不过《论语》中的“仁”的涵义十分广泛，难以笼统地加以概括。我们能得到的大抵是爱和同情心这两个基点27，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现通称为《论法的精神》）时，曾以“仁”作为批判的标准来比较中西法制：“今夫狱未定而加入以刑，天下至不仁之政也……论者其勿言复刑讯，而言其所以行此无刑讯者，仁者用心，政如是尔28。”晚清维新志士谭嗣同对“仁”的阐发最为透彻，最为系统，最为全面，在他的力作《仁学》一书中，谭嗣同以满腔的热情批判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维系这种制度的纲常名教，用民主、自由等新的价值观念，阐述了仁的唯一宗旨：平等！沈家本则力图寻找出中西法律所共有的精神，于传统中寻出“新理”。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法律所提倡的仁义教化与西方法治中所体现的民主人权，其宗旨是大体相仿的，西方的“法治”绝不同与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所提倡的类似于专制的“法治”，所谓“申朝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而“泰西之学，以保护人民治安为宗旨，从有自由之便利29。”于是，西方的民主与人权观念在中国找到了落脚点，而这一中西折衷主义形成的基础，仍是儒家法律思想。他说：“夫吾国旧学自成法系，精微之处，仁至义尽，新学要旨，已在包涵之内，乌可并髦等视，不复研求？新学往往从旧学推演而出，事变愈多，法理愈密。然大要总不外情、理二字。无论旧学、新学，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30。”主张新学要旨包涵在旧学之内：情理二字，是新旧法学的共同核心。沈家本所主张的把新旧中西法学揉合一起的兼收并蓄、博才众长之说，正是“所贵融会而贯通之，保守经常，革除弊俗，旧不俱废，新亦当参，但期推行尽利，正未可持门户之见也。”在这里，不持门户之见，虽然具有积极因素，但是以孔儒的“情理”之学来统帅新旧法学的合二而一论，多少是值得商榷的31。从某种意义上说，沈家本将“仁政”和君权合而为一，“尊王”，“忠君”，赞成立宪，但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皇权32。新律中的一些变革之处，虽在体例上与西法相近，然精神无不本于旧制古训和“仁德”思想33。然这种以传统法律中的精华比附西方法学法制，从而间接寻求到西方法学及法制传入的历史依据，在根本上维护“君权”，是沈家本变革法律，研讨法律的最大特点，其中固有推古改制之嫌，这种颇为牵强的比附固然减轻了传统的阻力，但传统的精华却难免被淹没于西学之中，得不到真正的更新，变革于是也难免流于形式。西方的部门法律体系建立了，新的法律机构成立了，但人们的法律观念依旧，法学依然衰微。
“礼”与法。
中国社会重礼轻法的传统由来已久，法律自草创时便与人伦道德相联系34。秦始王为政，最遭人痛恨的便是其立法“繁于秋荼而密于凝脂”；汉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春秋决狱”之风日盛，“隆礼轻法”之势日行，历朝正史中所载，无不强调法律为弼教的手段，且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治国下策。这一思想在清代发展到了极至：1901年初的“变法”上谕中称：“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此即为修订法律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雷池35。国人的轻法意识和统治者对“法治”的排斥，是沈家本在法制改革中遇到的最为直接的障碍。于是，他从概念下手，对法律观念加以改造，他认为，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在于中国人对法的理解有失于狭隘和偏颇。国人历来视“法”为以恶制恶的工具，法即为刑。因此，若没有礼教的指导及道德的约束，重法就难免滥刑。这种对法的狭小视野导致了人们对法的畏惧抑或不屑。而在西方，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西人的法不仅仅是“刑”：说者谓西方“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之异译，不专指刑法一端36。这就肯定了西文“法”可译为中文之“礼”、“理”、“法”、“制”等。西方法律观念的输入，打破了行“法治”必须“重刑罚”的传统格局，将法治引向文明。 爱国主义思想的激荡和经世实学的务实精神37，使沈氏坚实地从中国国情出发并引进西方法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制律原则：即确定了“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38”的修律方针，这便是在不动摇名教纲常的前提下，主张东西互补。他指出：“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不去，是之为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不取，是之谓愚39。”如果继续墨守成规，泥古而不化，那么，“以一中国而与环球之国抗，其伏绌之数不待智者而知之矣40。”只有通过修律，改变中国固有的传统法系，才能“与各国无大悬绝。”沈家本通过对已掌握的中外法律材料进行比较研究，试图从中找到最适合中国君主政体又能为外国所承认的法律条文，但是，沈家本毕竟体察到了西学新说与名教纲常之间的矛盾，而当它们发生冲突时，他坚持选择了后者，把不与礼教相抵触作为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前提41。总括以上，沈家本对于晚清统治集团确定的修律宗旨不仅领悟，而且作了主动详尽的发挥，并贯穿在他主持的整个修律实践之中42。
“《大清新刑律》之编纂，民间诸方面各有批评。或因其内改革弊制之端绪而表赞成，或谓系破坏礼教之先声而唱反对……43”这便是发生在清末修律中著名的“礼法之争”。所谓唱反对论者，前有张文襄（之洞），后有劳乃宣，又有刘廷琛。而争论的焦点，则在于如何处理新律中某些涉及伦常的问题。沈家本划分了礼与法的界限，使法律首次挣脱了伦理道德的束缚，从附庸的地位解放出来，将有关道德风俗范畴的条款析出，不再入刑律，以示礼法的不同性质，从而改变了“出礼而入刑”的传统制度与观念。“礼教派”对此坚决反对，在他们看来，沈家本运用“会通中外”的立法方法，虽然把“世界通行之法制”，“后出最精确之法理”，从繁杂的中外法律材料中撮出来，并植入中国法律的躯体，使中国法律在规范、制度的层面上具备了近代化的形态，但是沈氏没有彻底改造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制方案，对未被制定成法律条文却支配着中国社会本身的“活法”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在制订新刑律时，沈家本“其立论在离法律与道德教化而二之，视法律为全无关于道德教化44。”这一做法显系矫枉过正之举45。然依笔者之所见，沈家本在移植西方法律时，对中西社会状况和法律文化之差异并非视而不见46，在悉心中外法律之后，他认为：“考欧美之规制，款目繁多，于中国之情形，未能尽合47。”尤其是在国内教育未能普及，审判人才缺乏，警察、之规程，监狱之建制尚未完善之际，聚行西法不合进递之理，必然会引起社会震动，产生推进新法的莫大阻力。有鉴于此，沈家本主张仿行西方当以大陆法系为主，特别是要以日本为榜样48。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仿行西法“卒至民风不变，国势日盛，今且为亚东之强国矣。”日本仿行西法的同时，又多有变通，以适应本国国情。而中日两国文化同出一源，在明治维新之前，国情民情又极为相似，因此效仿日本的法律可以避免中西社会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阻力。在制定民律时，沈家本说：“各省地大物博，习尚不同，使非人情风俗悉周知，恐民商各法，见诸实行必有窒碍，与其成书，之后多所推求，易若削简之初，如意慎重49。”正是清廷“以民情风俗”为念的谕旨和沈氏“风土人情”的观念使“礼教”在清末修律中得以维系。在法律移植问题上，如何实现外来法与本国法的结合，使新法既具有先进性又兼顾社会稳定，既体现世界性又反映民族特色，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清季的中国并非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而是拥有自己数千年法律传统的文明古国，不难想象，大量外来文明法律的植入，必然会对中国固有法律产生一定的冲击，其碰撞的结果至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外来的战胜了固有的，即所谓的“全盘西化”，或者是基本西化；另一种是双方不分胜负，势均力敌，这就是所谓的“中西融合”或“中西参半”，融合的程度有所不同，可能是中多西少，也可能是西多中少。沈家本基于时势发展的需要，大力引进西方法律和法学，其根本目的乃在于参考借鉴，取精用宏，而决不是不问中国实际情况，照抄照搬西法，甚至盲目崇洋，否定中国固有的法学50。所谓“不深究夫中律之本源，而考其得失，而遽以西法杂糅之，正如枘凿之不相入51”，这不仅取决于清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贯主张，更是沈氏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的个人思想倾向的必然反映，“仁”还是“礼”，都没有将清末修律引上西方化轨道。
四、结语
按照历史法学派的观点，一个民族的法律乃是该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民族则有不同的法律传统，泰东泰西可大别为两大不同类型的法律文化传统52。清末修律，即是希冀在不从根本上触动帝制，仁德和祖教纲常等中华文化传统的思想指导下，表面上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实质为维持清廷的苟延残喘，从而“折冲樽俎，模范列强”，把法律变革本身等同与制定西方化的各种法典，造就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法文化特殊混合体，而没有将其本土化。尽管沈家本抓住了变革的关键所在，却找不到变革的出路，只想硬闯一条道路来。他曾叹惜戊戌变法“欲速而不达”，但不变亦变的局势也将他逼上了此路。前师之车，后世之鉴，在当代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是否也应不去追随，抑或少去追随那些与西方貌合神离的东西呢？这值得我们深思！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与“不变”，实质是一个民族本性问题，尤其是民族政治传统问题，政治专制不变，任何怪圈都跳不出去，国破而家亡，也就成了百年不变之局。
1 张铭新，《〈大清新刑律〉的重心与沈家本的倾向——写在沈家本诞生一百五十周年》，《法学评论》1991年第1期
2 郭成伟，郭瑞卿，《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路径》，《金陵法律评论》2001·秋季卷
3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空前动荡，引起思想界的空前活跃，各种学术流派竞相表现自己，号称“百家争鸣”。所谓“百家”，不过为泛指而已，影响大者有法、儒、道、墨等家，在他们改造社会的理论中，法律思想都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4 嘉庆年间，指公元一七九○——一八二○年
5《列宁全集》第一卷，第545页
6 范明章，雷晟生编著，《中国近代法制史》，第3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7 清季，东西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向固闭的中国输入了先进的西洋物质文明，也输入了宗教、哲学、法律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科学文化知识，史学上称之为“西学东渐”。
8 苏亦正，《明清律典与条例》，第30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9 此外，清廷还聘请外国法学家担任法律学堂的主讲和参与立法的顾问。同时大量组织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典法规，先后译成法、德、俄、意、美、日、芬兰等国刑法；德国民法；日、德、美等国诉讼法，共三十余种。（参见张晋藩，《清朝法制史概论》，《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0 法史学界一般公认的外国法律输入中国的渠道主要还包括以下几种：外国商人来华经商；传教士的渗入；驻外公使对清廷的影响和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客观作用。
11 当然如何评价沈家本其人，学界历来是存有争议的。众所周知，早在沈氏主持修律期间就曾遭到不少非议，这种非议一直持续到三四十年代，以致当时有所谓“反沈派”之称（蔡枢衡，《中国法律之批判》，正中书局1937年版）；令人奇怪的是，八十年代中期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贬声渐渺而褒声则几有震耳欲聋之势，尤其是在1990年秋，适逢沈氏诞辰150周年之际，中外法律史学者荟萃杭州，对沈氏“推动我国法律近现代化”所做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参见《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法学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在此，笔者认为，评价沈家本应建立于清末法律改革本身之上，过分夸大一个人的功绩和伟大之处是不足取的。
12 张铭新，《〈大清新刑律〉的重心与沈家本的倾向——写在沈家本诞生一百五十周年》，《法学评论》1991年第1期
13 黄辞嘉，《沈家本——我国法制现代化之父》，《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法学家》，第3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4 张生，《从沈家本到孙中山——中国法律的现代化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京）2002年第1期
15《寄?文存》
16 指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后沈家本无端遭到拘押
17 饶鑫贤，《中国法律史论稿》，第391页，法律出版社
18 如慈禧说：“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清史稿·刑法志》）。如此修律完全不顾中国的社会状况，不是以继承改造中国旧有法律为出发点，无异于把法律的变革等同于法律制度的西方化。
1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第858页
20《奏刑律分则草案告成由》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
（1994年1月10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02年9月29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各级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支持工会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工会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三条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职工户籍、就业期限、就业形式或者其他理由，也不得以解除劳动合同、降低工资、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或者其他手段，阻挠、限制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
第四条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劳动权益和物质利益。
工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障职工民主权利的实现。
工会必须密切联系职工，听取和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
第二章工会组织
第五条各级工会组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建立。
企业、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不得作为本企业、事业单位基层工会委员会成员的人选。
第六条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有会员二十五人以上的，应当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不足二十五人的，可以单独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也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的会员联合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也可以选举组织员一人，组织会员开展活动。
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有女职工十人以上的，应当建立工会的女职工委员会，在同级工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女职工委员会可以设专职主任，也可以由工会委员会中的女委员兼任。
企业和职工较多的乡、镇、村和城市街道、社区、工业园区（开发区），应当建立基层工会的联合会。
第七条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应当自开办或者设立之日起依法建立工会。超过半年未建立工会的，上级工会应当派员帮助和指导职工组建工会，发展会员，有关组织应当提供方便，给予支持和帮助。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撤销工会组织，也不得把工会组织的工作机构撤销或者合并到其他部门。
第八条各级地方总工会、产业工会自成立之日起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基层工会组织具备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条件的，按照隶属关系，报设区的市总工会或者省总工会或者产业工会核准登记后，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并颁发省总工会统一印制的《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第九条职工二百人以上的国有独资、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会，应当设专职工会主席，工会专职工作人员的人数可以按职工总数的千分之三的比例，由工会与企业、事业单位协商确定。
职工二百人以上其他单位的工会，可以设专职工会主席；工会专职工作人员的人数，由工会与单位协商确定。
第十条各级地方总工会委员会和产业工会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基层工会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或者五年，具体任期由会员代表大会或者会员大会决定。
基层工会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或者会员大会，审议工会委员会工作报告，讨论决定工会工作的重大问题。经基层工会委员会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会会员代表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会会员提议，可以临时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或者会员大会。
第十一条工会主席、副主席应当保持稳定，任职期间不得随意变动其工作。因工作需要变动其工作或者本人提出辞去工会职务的, 须事先征求本级工会委员会意见，并由本级工会委员会报上一级工会批准。工会主席、副主席缺额时，应当及时补选，空缺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十二条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会会员代表或者工会会员可以联名提出对本级工会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的罢免案，由本级工会委员会提请会员代表大会或者会员大会讨论，并在召开大会之前报告上一级工会，非经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或者会员大会全体会员过半数通过，不得罢免。
罢免案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写明罢免理由。罢免案在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前，被提出罢免的人员有权提出申辩意见，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的，应当印发会议。
第十三条基层工会专职主席、副主席、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延长期限与其任职期间相同，其任职期满后，不再担任工会职务时，原劳动合同剩余期限继续履行；非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尚未履行的劳动合同期限短于任期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至任期期满。但是，任职期间被罢免或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除外。
第三章工会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四条工会对企业、事业单位违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其他民主管理制度的，有权要求纠正，保障职工依法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利。
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规定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决定的事项，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法办理。
第十五条工会帮助、指导职工与企业、事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对劳动合同的履行、变更、终止进行监督。
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具体办法依照《陕西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执行。
第十六条基层工会依法参加本单位的劳动争议调解工作。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或者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员。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职工代表、工会代表和企业、事业单位代表组成，其办事机构设在工会，主任由工会代表担任，依法主持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工作。
第十七条各级地方劳动争议仲裁组织应当有同级工会代表参加。
县级以上地方总工会可以向同级劳动争议仲裁组织推荐专职或者兼职仲裁员，经考核受聘后，参加劳动争议仲裁工作。
第十八条各级工会应当建立劳动保障法律监督组织和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组织，对企业、事业单位遵守劳动保障和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
县级以上地方总工会、产业工会劳动保障法律监督组织和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组织指导基层工会劳动保障法律监督组织和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组织开展工作。
第十九条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在工会组织中聘请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被聘请的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经县级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工会组织培训，考核合格后，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工会统一颁发证件。
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发现企业、事业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向其提出改正意见，拒不改正的，应当向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工会劳动保障法律监督组织报告。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工会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反映的问题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第二十条企业、事业单位给予职工处分或者以除名、解除劳动合同形式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的，应当将名单与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提前通知本单位工会，征求工会意见。工会对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和劳动合同的，有权要求重新研究处理，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将处理结果十五日内书面通知工会。
第二十一条企业、事业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会应当代表职工与企业、事业单位交涉，要求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研究处理，并在十五日内作出书面答复；企业、事业单位逾期不予答复又不纠正的，工会可以提请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一)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
(二)不按规定对职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
(三)收取劳动保证金、押金的；
(四)克扣、拖欠职工工资的；
(五)不提供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和条件或者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和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六)对从事有毒有害作业的职工不进行定期健康检查的；
(七)随意延长劳动时间的；
(八)未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九)侵犯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权益的；
(十)其他严重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
第二十二条工会发现企业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发现明显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发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时，有权向现场指挥人员建议停止作业，建议不被采纳时，有权支持职工停止操作，撤离危险现场，企业不得扣发职工工资。
第二十三条工会发现企业、事业单位侮辱、体罚、殴打职工和扣押职工证件，对职工搜身以及限制职工人身自由和其他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有权制止，并可以要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处理。职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工会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
第二十四条企业、事业单位发生职工因工伤亡事故和职业病危害事故时，应当立即报告有关部门并通报同级工会；重大伤亡事故，同时报地方总工会。对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报告的，工会有权提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卫生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与同级工会建立定期的联席会议制度，通报政府的有关重要工作部署和行政措施，研究解决工会反映的职工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并对会议商定的事项组织落实。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研究制定涉及职工利益的重大政策或者措施时，应当吸收同级工会参加，听取其意见。
第二十六条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就本地区劳动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执行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协商形成的协议或者决定，各方应当组织贯彻实施，共同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协商会议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
各方可以就劳动关系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召开协商会议的建议，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及时作出安排。
第二十七条根据政府委托,工会与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的评选、表彰和管理工作。工会作为同级政府劳动竞赛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负责劳动模范管理的日常工作。
第二十八条工会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就业培训、职业介绍，拓宽就业门路，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
地方总工会应当参与监督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使用以及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实施。
第二十九条工会应当关心职工生活，协助所在单位办好职工集体福利事业，在职工中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对困难职工进行救济和帮扶。
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对工会在困难职工中开展的救济、帮扶活动给予支持。
第四章 基层工会组织
第三十条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制度，组织和支持职工参加民主管理，实行民主监督。企业工会委员会是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的工作机构，负责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的日常工作，检查、督促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决议的执行。
前款规定以外的企业、事业单位工会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组织职工采取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或者与本单位相适应的其他形式，参与本单位的民主管理。
第三十一条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革改组改制方案、投资和生产经营重大决策方案、承包租赁经营方案等涉及企业发展的重大事项，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听取意见；企业集体合同草案、企业兼并破产方案、职工安置方案、公益金使用方案等涉及职工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讨论通过；社会保险费交纳、企业业务招待费使用、企业领导人廉洁自律、集体合同履行情况应当向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报告；企业领导人应当接受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民主评议。
实行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制度的国有控股企业和集体控股企业，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有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职工董事、监事由工会组织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董事会和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行使各项职权时，应当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三条工会应当教育职工遵守法律、法规及劳动纪律，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工会会同企业、事业单位对职工进行科学知识、生产技能的教育和培训，组织职工开展文娱、体育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促进企业、事业单位的文化建设。
第五章工会的经费和财产
第三十四条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非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应当依法于每月十五日前按上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缴经费。全部职工工资总额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规定计算。
企业、非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拨缴的工会经费依照税法有关规定凭专用票据在税前列支。
第三十五条由财政拨款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会经费，应当列入财政预算，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统一划拨给同级工会。
第三十六条工会应当根据经费独立的原则，依法建立独立的银行帐户，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规定的经费管理办法使用和上解，并接受本级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上级工会和国家的监督。
第三十七条企业、事业单位无正当理由逾期三个月不拨缴工会经费的，基层工会或者上级工会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拒不执行支付令的，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同级工会办公和组织职工开展文化、教育、培训、科技、体育活动以及职工疗养提供房屋、场地和设施。
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应当为本单位工会办公和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三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拨给和企业、事业单位交给工会使用的不动产，工会享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国家拨给工会使用的不动产和工会的经费以及工会用自有资金兴建、购置的房屋、设施、土地使用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或者任意调拨。
第四十条基层工会合并，属其所有的财产、经费归合并后的工会所有；基层工会撤销，属其所有的财产、经费由上一级工会处置。
破产企业清理债权债务时，应当将企业欠缴的工会经费列入破产负债予以清偿。
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总工会离休、退休人员的费用支出实行社会统筹的，由社会统筹基金支付；尚未实行社会统筹的，由同级财政支付。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人事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人事行政部门提请人民政府处理：
(一)阻挠、限制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
(二)阻挠上级工会派员帮助和指导职工组建工会的；
(三)对参加或者组织工会的职工进行威胁、打击报复，导致职工不能参加或者组织工会的；
(四)阻挠、限制工会和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员对企业、事业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情况进行调查、监督的；
(五)其他阻挠、限制工会和职工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
以暴力手段实施上述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第七章 附则
--从立法主旨析其成败
（清华大学法学院 胡颖廉 北京 100084）
摘 要：清末修律，是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希冀在不从根本上触动帝制，仁德和祖教纲常等中华文化传统的思想指导下，表面上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实质为维持清廷的苟延残喘，从而“折冲樽俎，模范列强”。他们把法律变革本身等同与制定西方化的各种法典，造就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法文化特殊混合体，而没有将其本土化。清末修律的失败也就成了不变的结局。
关键词：清末新律 沈家本 仁 礼
清末修律，无论如何评价，都不失为中国近代法律变迁中的最重要一页1。它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古代法制向近现代法制的转型；同时，亦是外来法律资源本土化的过程2。可以说，清末修律是继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制大变革以来中国法制史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3。然而，时过境迁。两千年前的思想大变革把传统中国引向繁荣，而二十一世纪初的这次改良没有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这一迥然相异的结局值得我们深思。
一、背景和起因
建立在封建制经济基础之上的清王朝，到乾隆后期，特别是嘉庆以来，更加腐朽4。政治的黑暗，加之大官僚、大地主大肆兼并土地，致使劳动人民日益破产，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而正当清王朝的统治日益衰落、动摇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却有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5”。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昏愦和推行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战争失败，从此，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变化，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也必然要发生变化。尽管清朝统治者在一个时期坚持“祖宗之法”不可改，但在人民革命力量的不断打击和帝国主义的胁迫下，特别是到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之后，清朝统治者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清政府在与各国修订商约时，英、日、美、葡四国表示如清政府改良司法现状，“皆臻完善”，可以放弃领事裁判权。帝国主义的虚假诺言，刺激了清政府修律的积极性，力图“参酌各国法律”，修订现行律条，“务期中外通行”，“与各国无大悬绝”。“为了适应帝国主义侵华的需要，镇压中国人民，反映官僚买办阶级的要求，调整新的社会关系6”；同时也为了粉饰“预备立宪”，企图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律形式，来掩盖其专制统治的实质，欺骗人民，抵制和破坏革命，清王朝不得不对其原有的法律作了一系列较大的修改。
与此同时，法学理论界也作好了准备。西学东渐以来7，西方法律文化的流播，使中国传统法制的残暴、野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8，一些早期的改良派人士和其后而起的地主阶级开明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于对旧有法律以及旧律所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的猛烈抨击之中。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法制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传统律典所依据的法律价值观也开始动摇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清政府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其中的不少人对西方法律进行了研究，回国后翻译西方法律书籍，宣传西方法律；甲午年以后，国内留学人数日益增加，许多留学生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9，这些措施，都促进了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步伐10。时代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便成了清末修律最为直接的背景。
二、修律主持人
大概在许多人心目中，沈家本简直就是清末法律改革的化身11。这位造诣宏深的大学问家和处于古今绝续之交的务实派法律改革家的整个后半生命运是与清末修律溶为一体的12。可以说，离开清末修律，便无从全面了解和正确分析沈家本；同样，离开沈家本，我们也难以把握清末新律。那么首先让我们考察这位“使肩负沉重历史包袱的古老中国的传统法制的桎梏中挣扎出来，并为其创造了一个现代化法制的宏远架构13”的清末修律大臣。
沈家本出身于科举正途，在清政府刑部供职三十余年，对大清律例以及历代的刑狱档案都谙熟于胸。在海禁已开、西学东渐的时代里，他的法学视野又并非囿于中国传统律学，还曾精研欧美和日本等国的法典及其最新学说14，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权理论影响颇深，并力主“采撷精华”以“稍有补于当世”15。身处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氛围，置身于“日处阽危，忧患近切”的清末时局，沈家本不得不把中国法律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半个世纪爱国思想的积淀，以及亲身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凌辱16，使他亟希望通过修律而有助于匡时救国17。然而，清廷虽然给予了沈家本修律大臣的职位，却没有给他自由宽松的修律环境。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年）十二月，清廷在西安发布了“变法”上谕，表面上宣称是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即所谓：“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穷变通久……”，但究其实际，无非是在内忧外患下为维持自身统治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18。所谓“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弦”。这就在事实上以不可违抗的命令限定了清末改法修律活动的范围。沈家本所面对的，正是这种十分困难的局面：一方面要遵旨修律；另一方面又要遵旨不得触动旧律的根本。作为一名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和清王朝位列朝班的重臣，他对于这个方针自不能有任何的违背。为此沈氏一方面释明“法律之损益，随手时运之递迁……推诸穷通久变之理，实今昔之不宜相袭也19”。另一方面又要“不戾乎我国世代相沿之礼教、民情20”。在这新旧混杂，充满矛盾和多元的思想指导下，清末新律的主旨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指导思想
“仁”的再发现。
这一历史事实要追溯到西学东渐之初。当国人对旧有法律及其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展开批判时，最先捡起的武器不是西方先进的自由、平等、民主之类新学说，而是古老儒学中的“仁学”思想21。梁启超概括当时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情形时曾说：“盖当时之人，决不承认欧美人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22”。可以想见，在西学东渐尚欠深入，旧思想、旧文化仍占居统治地位的时候，任何新思想、新制度的引入必须经过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发掘素材。于是，“仁”这一古老命题便被赋予了批判旧制、启蒙国人的艰巨重任，成了诊治自大与好古的一剂良药23。
沈家本的“仁政”思想，其主流依然是传统的儒家学说，比如仁慈、仁厚、仁爱、宽仁等。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沈家本、伍廷芳联名奏上《删除律例内重法折》，其中指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24。”他们还借西人之口批评中国旧律的“不仁”：“综而论之，中重而西轻者为多，盖西国从前刑法较中国尤为残酷，近百数十年，经律学家几经讨论，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完美，故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夫西国首重法权……方今改定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25”正是这种试图通过变革传统法律来带动中国社会的全面近代化达到外勤远略，内平近忧和收回领事裁判权的目标，并在短期内革除中国法律数千年积弊的主观愿望，改变了沈家本对中国传统法律的执著，在思想不甚成熟的情况下，将西方民主主义人权法律观和传统中国的“仁政”合为一体，这便是他的“新古相通”论和“古源新流”说26。
要说“仁”和“仁政”，孔、孟当然是最有权威的了，不过《论语》中的“仁”的涵义十分广泛，难以笼统地加以概括。我们能得到的大抵是爱和同情心这两个基点27，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现通称为《论法的精神》）时，曾以“仁”作为批判的标准来比较中西法制：“今夫狱未定而加入以刑，天下至不仁之政也……论者其勿言复刑讯，而言其所以行此无刑讯者，仁者用心，政如是尔28。”晚清维新志士谭嗣同对“仁”的阐发最为透彻，最为系统，最为全面，在他的力作《仁学》一书中，谭嗣同以满腔的热情批判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维系这种制度的纲常名教，用民主、自由等新的价值观念，阐述了仁的唯一宗旨：平等！沈家本则力图寻找出中西法律所共有的精神，于传统中寻出“新理”。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法律所提倡的仁义教化与西方法治中所体现的民主人权，其宗旨是大体相仿的，西方的“法治”绝不同与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所提倡的类似于专制的“法治”，所谓“申朝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而“泰西之学，以保护人民治安为宗旨，从有自由之便利29。”于是，西方的民主与人权观念在中国找到了落脚点，而这一中西折衷主义形成的基础，仍是儒家法律思想。他说：“夫吾国旧学自成法系，精微之处，仁至义尽，新学要旨，已在包涵之内，乌可并髦等视，不复研求？新学往往从旧学推演而出，事变愈多，法理愈密。然大要总不外情、理二字。无论旧学、新学，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30。”主张新学要旨包涵在旧学之内：情理二字，是新旧法学的共同核心。沈家本所主张的把新旧中西法学揉合一起的兼收并蓄、博才众长之说，正是“所贵融会而贯通之，保守经常，革除弊俗，旧不俱废，新亦当参，但期推行尽利，正未可持门户之见也。”在这里，不持门户之见，虽然具有积极因素，但是以孔儒的“情理”之学来统帅新旧法学的合二而一论，多少是值得商榷的31。从某种意义上说，沈家本将“仁政”和君权合而为一，“尊王”，“忠君”，赞成立宪，但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皇权32。新律中的一些变革之处，虽在体例上与西法相近，然精神无不本于旧制古训和“仁德”思想33。然这种以传统法律中的精华比附西方法学法制，从而间接寻求到西方法学及法制传入的历史依据，在根本上维护“君权”，是沈家本变革法律，研讨法律的最大特点，其中固有推古改制之嫌，这种颇为牵强的比附固然减轻了传统的阻力，但传统的精华却难免被淹没于西学之中，得不到真正的更新，变革于是也难免流于形式。西方的部门法律体系建立了，新的法律机构成立了，但人们的法律观念依旧，法学依然衰微。
“礼”与法。
中国社会重礼轻法的传统由来已久，法律自草创时便与人伦道德相联系34。秦始王为政，最遭人痛恨的便是其立法“繁于秋荼而密于凝脂”；汉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春秋决狱”之风日盛，“隆礼轻法”之势日行，历朝正史中所载，无不强调法律为弼教的手段，且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治国下策。这一思想在清代发展到了极至：1901年初的“变法”上谕中称：“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此即为修订法律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雷池35。国人的轻法意识和统治者对“法治”的排斥，是沈家本在法制改革中遇到的最为直接的障碍。于是，他从概念下手，对法律观念加以改造，他认为，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在于中国人对法的理解有失于狭隘和偏颇。国人历来视“法”为以恶制恶的工具，法即为刑。因此，若没有礼教的指导及道德的约束，重法就难免滥刑。这种对法的狭小视野导致了人们对法的畏惧抑或不屑。而在西方，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西人的法不仅仅是“刑”：说者谓西方“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之异译，不专指刑法一端36。这就肯定了西文“法”可译为中文之“礼”、“理”、“法”、“制”等。西方法律观念的输入，打破了行“法治”必须“重刑罚”的传统格局，将法治引向文明。 爱国主义思想的激荡和经世实学的务实精神37，使沈氏坚实地从中国国情出发并引进西方法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制律原则：即确定了“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38”的修律方针，这便是在不动摇名教纲常的前提下，主张东西互补。他指出：“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不去，是之为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不取，是之谓愚39。”如果继续墨守成规，泥古而不化，那么，“以一中国而与环球之国抗，其伏绌之数不待智者而知之矣40。”只有通过修律，改变中国固有的传统法系，才能“与各国无大悬绝。”沈家本通过对已掌握的中外法律材料进行比较研究，试图从中找到最适合中国君主政体又能为外国所承认的法律条文，但是，沈家本毕竟体察到了西学新说与名教纲常之间的矛盾，而当它们发生冲突时，他坚持选择了后者，把不与礼教相抵触作为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前提41。总括以上，沈家本对于晚清统治集团确定的修律宗旨不仅领悟，而且作了主动详尽的发挥，并贯穿在他主持的整个修律实践之中42。
“《大清新刑律》之编纂，民间诸方面各有批评。或因其内改革弊制之端绪而表赞成，或谓系破坏礼教之先声而唱反对……43”这便是发生在清末修律中著名的“礼法之争”。所谓唱反对论者，前有张文襄（之洞），后有劳乃宣，又有刘廷琛。而争论的焦点，则在于如何处理新律中某些涉及伦常的问题。沈家本划分了礼与法的界限，使法律首次挣脱了伦理道德的束缚，从附庸的地位解放出来，将有关道德风俗范畴的条款析出，不再入刑律，以示礼法的不同性质，从而改变了“出礼而入刑”的传统制度与观念。“礼教派”对此坚决反对，在他们看来，沈家本运用“会通中外”的立法方法，虽然把“世界通行之法制”，“后出最精确之法理”，从繁杂的中外法律材料中撮出来，并植入中国法律的躯体，使中国法律在规范、制度的层面上具备了近代化的形态，但是沈氏没有彻底改造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制方案，对未被制定成法律条文却支配着中国社会本身的“活法”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在制订新刑律时，沈家本“其立论在离法律与道德教化而二之，视法律为全无关于道德教化44。”这一做法显系矫枉过正之举45。然依笔者之所见，沈家本在移植西方法律时，对中西社会状况和法律文化之差异并非视而不见46，在悉心中外法律之后，他认为：“考欧美之规制，款目繁多，于中国之情形，未能尽合47。”尤其是在国内教育未能普及，审判人才缺乏，警察、之规程，监狱之建制尚未完善之际，聚行西法不合进递之理，必然会引起社会震动，产生推进新法的莫大阻力。有鉴于此，沈家本主张仿行西方当以大陆法系为主，特别是要以日本为榜样48。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仿行西法“卒至民风不变，国势日盛，今且为亚东之强国矣。”日本仿行西法的同时，又多有变通，以适应本国国情。而中日两国文化同出一源，在明治维新之前，国情民情又极为相似，因此效仿日本的法律可以避免中西社会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阻力。在制定民律时，沈家本说：“各省地大物博，习尚不同，使非人情风俗悉周知，恐民商各法，见诸实行必有窒碍，与其成书，之后多所推求，易若削简之初，如意慎重49。”正是清廷“以民情风俗”为念的谕旨和沈氏“风土人情”的观念使“礼教”在清末修律中得以维系。在法律移植问题上，如何实现外来法与本国法的结合，使新法既具有先进性又兼顾社会稳定，既体现世界性又反映民族特色，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清季的中国并非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而是拥有自己数千年法律传统的文明古国，不难想象，大量外来文明法律的植入，必然会对中国固有法律产生一定的冲击，其碰撞的结果至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外来的战胜了固有的，即所谓的“全盘西化”，或者是基本西化；另一种是双方不分胜负，势均力敌，这就是所谓的“中西融合”或“中西参半”，融合的程度有所不同，可能是中多西少，也可能是西多中少。沈家本基于时势发展的需要，大力引进西方法律和法学，其根本目的乃在于参考借鉴，取精用宏，而决不是不问中国实际情况，照抄照搬西法，甚至盲目崇洋，否定中国固有的法学50。所谓“不深究夫中律之本源，而考其得失，而遽以西法杂糅之，正如枘凿之不相入51”，这不仅取决于清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贯主张，更是沈氏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的个人思想倾向的必然反映，“仁”还是“礼”，都没有将清末修律引上西方化轨道。
四、结语
按照历史法学派的观点，一个民族的法律乃是该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民族则有不同的法律传统，泰东泰西可大别为两大不同类型的法律文化传统52。清末修律，即是希冀在不从根本上触动帝制，仁德和祖教纲常等中华文化传统的思想指导下，表面上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实质为维持清廷的苟延残喘，从而“折冲樽俎，模范列强”，把法律变革本身等同与制定西方化的各种法典，造就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法文化特殊混合体，而没有将其本土化。尽管沈家本抓住了变革的关键所在，却找不到变革的出路，只想硬闯一条道路来。他曾叹惜戊戌变法“欲速而不达”，但不变亦变的局势也将他逼上了此路。前师之车，后世之鉴，在当代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是否也应不去追随，抑或少去追随那些与西方貌合神离的东西呢？这值得我们深思！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与“不变”，实质是一个民族本性问题，尤其是民族政治传统问题，政治专制不变，任何怪圈都跳不出去，国破而家亡，也就成了百年不变之局。
1 张铭新，《〈大清新刑律〉的重心与沈家本的倾向——写在沈家本诞生一百五十周年》，《法学评论》1991年第1期
2 郭成伟，郭瑞卿，《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路径》，《金陵法律评论》2001·秋季卷
3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空前动荡，引起思想界的空前活跃，各种学术流派竞相表现自己，号称“百家争鸣”。所谓“百家”，不过为泛指而已，影响大者有法、儒、道、墨等家，在他们改造社会的理论中，法律思想都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4 嘉庆年间，指公元一七九○——一八二○年
5《列宁全集》第一卷，第545页
6 范明章，雷晟生编著，《中国近代法制史》，第3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7 清季，东西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向固闭的中国输入了先进的西洋物质文明，也输入了宗教、哲学、法律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科学文化知识，史学上称之为“西学东渐”。
8 苏亦正，《明清律典与条例》，第30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9 此外，清廷还聘请外国法学家担任法律学堂的主讲和参与立法的顾问。同时大量组织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典法规，先后译成法、德、俄、意、美、日、芬兰等国刑法；德国民法；日、德、美等国诉讼法，共三十余种。（参见张晋藩，《清朝法制史概论》，《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0 法史学界一般公认的外国法律输入中国的渠道主要还包括以下几种：外国商人来华经商；传教士的渗入；驻外公使对清廷的影响和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客观作用。
11 当然如何评价沈家本其人，学界历来是存有争议的。众所周知，早在沈氏主持修律期间就曾遭到不少非议，这种非议一直持续到三四十年代，以致当时有所谓“反沈派”之称（蔡枢衡，《中国法律之批判》，正中书局1937年版）；令人奇怪的是，八十年代中期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贬声渐渺而褒声则几有震耳欲聋之势，尤其是在1990年秋，适逢沈氏诞辰150周年之际，中外法律史学者荟萃杭州，对沈氏“推动我国法律近现代化”所做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参见《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法学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在此，笔者认为，评价沈家本应建立于清末法律改革本身之上，过分夸大一个人的功绩和伟大之处是不足取的。
12 张铭新，《〈大清新刑律〉的重心与沈家本的倾向——写在沈家本诞生一百五十周年》，《法学评论》1991年第1期
13 黄辞嘉，《沈家本——我国法制现代化之父》，《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法学家》，第3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4 张生，《从沈家本到孙中山——中国法律的现代化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京）2002年第1期
15《寄?文存》
16 指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后沈家本无端遭到拘押
17 饶鑫贤，《中国法律史论稿》，第391页，法律出版社
18 如慈禧说：“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清史稿·刑法志》）。如此修律完全不顾中国的社会状况，不是以继承改造中国旧有法律为出发点，无异于把法律的变革等同于法律制度的西方化。
1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第858页
20《奏刑律分则草案告成由》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2002年修订)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
（1994年1月10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02年9月29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各级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支持工会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工会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三条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职工户籍、就业期限、就业形式或者其他理由，也不得以解除劳动合同、降低工资、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或者其他手段，阻挠、限制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
第四条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劳动权益和物质利益。
工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障职工民主权利的实现。
工会必须密切联系职工，听取和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
第二章工会组织
第五条各级工会组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建立。
企业、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不得作为本企业、事业单位基层工会委员会成员的人选。
第六条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有会员二十五人以上的，应当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不足二十五人的，可以单独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也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的会员联合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也可以选举组织员一人，组织会员开展活动。
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有女职工十人以上的，应当建立工会的女职工委员会，在同级工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女职工委员会可以设专职主任，也可以由工会委员会中的女委员兼任。
企业和职工较多的乡、镇、村和城市街道、社区、工业园区（开发区），应当建立基层工会的联合会。
第七条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应当自开办或者设立之日起依法建立工会。超过半年未建立工会的，上级工会应当派员帮助和指导职工组建工会，发展会员，有关组织应当提供方便，给予支持和帮助。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撤销工会组织，也不得把工会组织的工作机构撤销或者合并到其他部门。
第八条各级地方总工会、产业工会自成立之日起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基层工会组织具备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条件的，按照隶属关系，报设区的市总工会或者省总工会或者产业工会核准登记后，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并颁发省总工会统一印制的《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第九条职工二百人以上的国有独资、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会，应当设专职工会主席，工会专职工作人员的人数可以按职工总数的千分之三的比例，由工会与企业、事业单位协商确定。
职工二百人以上其他单位的工会，可以设专职工会主席；工会专职工作人员的人数，由工会与单位协商确定。
第十条各级地方总工会委员会和产业工会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基层工会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或者五年，具体任期由会员代表大会或者会员大会决定。
基层工会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或者会员大会，审议工会委员会工作报告，讨论决定工会工作的重大问题。经基层工会委员会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会会员代表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会会员提议，可以临时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或者会员大会。
第十一条工会主席、副主席应当保持稳定，任职期间不得随意变动其工作。因工作需要变动其工作或者本人提出辞去工会职务的, 须事先征求本级工会委员会意见，并由本级工会委员会报上一级工会批准。工会主席、副主席缺额时，应当及时补选，空缺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十二条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会会员代表或者工会会员可以联名提出对本级工会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的罢免案，由本级工会委员会提请会员代表大会或者会员大会讨论，并在召开大会之前报告上一级工会，非经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或者会员大会全体会员过半数通过，不得罢免。
罢免案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写明罢免理由。罢免案在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前，被提出罢免的人员有权提出申辩意见，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的，应当印发会议。
第十三条基层工会专职主席、副主席、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延长期限与其任职期间相同，其任职期满后，不再担任工会职务时，原劳动合同剩余期限继续履行；非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尚未履行的劳动合同期限短于任期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至任期期满。但是，任职期间被罢免或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除外。
第三章工会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四条工会对企业、事业单位违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其他民主管理制度的，有权要求纠正，保障职工依法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利。
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规定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决定的事项，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法办理。
第十五条工会帮助、指导职工与企业、事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对劳动合同的履行、变更、终止进行监督。
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具体办法依照《陕西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执行。
第十六条基层工会依法参加本单位的劳动争议调解工作。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或者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员。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职工代表、工会代表和企业、事业单位代表组成，其办事机构设在工会，主任由工会代表担任，依法主持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工作。
第十七条各级地方劳动争议仲裁组织应当有同级工会代表参加。
县级以上地方总工会可以向同级劳动争议仲裁组织推荐专职或者兼职仲裁员，经考核受聘后，参加劳动争议仲裁工作。
第十八条各级工会应当建立劳动保障法律监督组织和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组织，对企业、事业单位遵守劳动保障和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
县级以上地方总工会、产业工会劳动保障法律监督组织和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组织指导基层工会劳动保障法律监督组织和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组织开展工作。
第十九条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在工会组织中聘请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被聘请的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经县级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工会组织培训，考核合格后，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工会统一颁发证件。
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发现企业、事业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向其提出改正意见，拒不改正的，应当向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工会劳动保障法律监督组织报告。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工会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反映的问题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第二十条企业、事业单位给予职工处分或者以除名、解除劳动合同形式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的，应当将名单与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提前通知本单位工会，征求工会意见。工会对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和劳动合同的，有权要求重新研究处理，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将处理结果十五日内书面通知工会。
第二十一条企业、事业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会应当代表职工与企业、事业单位交涉，要求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研究处理，并在十五日内作出书面答复；企业、事业单位逾期不予答复又不纠正的，工会可以提请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一)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
(二)不按规定对职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
(三)收取劳动保证金、押金的；
(四)克扣、拖欠职工工资的；
(五)不提供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和条件或者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和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六)对从事有毒有害作业的职工不进行定期健康检查的；
(七)随意延长劳动时间的；
(八)未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九)侵犯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权益的；
(十)其他严重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
第二十二条工会发现企业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发现明显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发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时，有权向现场指挥人员建议停止作业，建议不被采纳时，有权支持职工停止操作，撤离危险现场，企业不得扣发职工工资。
第二十三条工会发现企业、事业单位侮辱、体罚、殴打职工和扣押职工证件，对职工搜身以及限制职工人身自由和其他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有权制止，并可以要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处理。职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工会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
第二十四条企业、事业单位发生职工因工伤亡事故和职业病危害事故时，应当立即报告有关部门并通报同级工会；重大伤亡事故，同时报地方总工会。对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报告的，工会有权提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卫生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与同级工会建立定期的联席会议制度，通报政府的有关重要工作部署和行政措施，研究解决工会反映的职工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并对会议商定的事项组织落实。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研究制定涉及职工利益的重大政策或者措施时，应当吸收同级工会参加，听取其意见。
第二十六条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就本地区劳动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执行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协商形成的协议或者决定，各方应当组织贯彻实施，共同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协商会议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
各方可以就劳动关系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召开协商会议的建议，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及时作出安排。
第二十七条根据政府委托,工会与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的评选、表彰和管理工作。工会作为同级政府劳动竞赛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负责劳动模范管理的日常工作。
第二十八条工会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就业培训、职业介绍，拓宽就业门路，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
地方总工会应当参与监督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使用以及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实施。
第二十九条工会应当关心职工生活，协助所在单位办好职工集体福利事业，在职工中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对困难职工进行救济和帮扶。
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对工会在困难职工中开展的救济、帮扶活动给予支持。
第四章 基层工会组织
第三十条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制度，组织和支持职工参加民主管理，实行民主监督。企业工会委员会是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的工作机构，负责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的日常工作，检查、督促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决议的执行。
前款规定以外的企业、事业单位工会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组织职工采取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或者与本单位相适应的其他形式，参与本单位的民主管理。
第三十一条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革改组改制方案、投资和生产经营重大决策方案、承包租赁经营方案等涉及企业发展的重大事项，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听取意见；企业集体合同草案、企业兼并破产方案、职工安置方案、公益金使用方案等涉及职工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讨论通过；社会保险费交纳、企业业务招待费使用、企业领导人廉洁自律、集体合同履行情况应当向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报告；企业领导人应当接受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民主评议。
实行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制度的国有控股企业和集体控股企业，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有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职工董事、监事由工会组织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董事会和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行使各项职权时，应当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三条工会应当教育职工遵守法律、法规及劳动纪律，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工会会同企业、事业单位对职工进行科学知识、生产技能的教育和培训，组织职工开展文娱、体育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促进企业、事业单位的文化建设。
第五章工会的经费和财产
第三十四条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非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应当依法于每月十五日前按上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缴经费。全部职工工资总额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规定计算。
企业、非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拨缴的工会经费依照税法有关规定凭专用票据在税前列支。
第三十五条由财政拨款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会经费，应当列入财政预算，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统一划拨给同级工会。
第三十六条工会应当根据经费独立的原则，依法建立独立的银行帐户，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规定的经费管理办法使用和上解，并接受本级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上级工会和国家的监督。
第三十七条企业、事业单位无正当理由逾期三个月不拨缴工会经费的，基层工会或者上级工会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拒不执行支付令的，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同级工会办公和组织职工开展文化、教育、培训、科技、体育活动以及职工疗养提供房屋、场地和设施。
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应当为本单位工会办公和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三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拨给和企业、事业单位交给工会使用的不动产，工会享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国家拨给工会使用的不动产和工会的经费以及工会用自有资金兴建、购置的房屋、设施、土地使用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或者任意调拨。
第四十条基层工会合并，属其所有的财产、经费归合并后的工会所有；基层工会撤销，属其所有的财产、经费由上一级工会处置。
破产企业清理债权债务时，应当将企业欠缴的工会经费列入破产负债予以清偿。
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总工会离休、退休人员的费用支出实行社会统筹的，由社会统筹基金支付；尚未实行社会统筹的，由同级财政支付。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人事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人事行政部门提请人民政府处理：
(一)阻挠、限制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
(二)阻挠上级工会派员帮助和指导职工组建工会的；
(三)对参加或者组织工会的职工进行威胁、打击报复，导致职工不能参加或者组织工会的；
(四)阻挠、限制工会和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员对企业、事业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情况进行调查、监督的；
(五)其他阻挠、限制工会和职工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
以暴力手段实施上述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第七章 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