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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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人民政府


北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海市市长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管委会，市直各事业、企业单位：

　　《北海市市长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已经市十三届人民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北海市市长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质量兴市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提高全社会质量意识，引导和激励全市各行各业加强质量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生态与环境质量总体水平，促进产业振兴，不断推进全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质量兴桂战略的决定》（桂发〔2009〕37号）和《北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质量兴市战略的决定》(北政发〔2010〕38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北海市市长质量奖（以下简称市长质量奖）是北海市人民政府设立的最高质量荣誉奖。主要授予本行政区域内具有法人资格，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模式，质量管理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在国内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企业或组织。
　　第三条 北海市市长质量奖的推荐、评审和授予，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科学、公正、公平、公开；
　　（二）企业自愿；
　　（三）总量控制，好中选优。
　　第四条 北海市市长质量奖为年度奖，原则上每年获得市长质量奖的企业或组织总数不超过2个，达不到奖励条件的可以空缺。企业或组织在获奖之日起5年内不得再次申报该奖项。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五条 北海市质量兴市活动领导小组负责市长质量奖评审的组织管理工作，并设立“北海市市长质量奖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长质量奖评审委员会），日常工作由北海市质量兴市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质量兴市办）负责。
　　第六条 市长质量奖评审委员会主要职责：
　　（一）组织、推动、指导和监督市长质量奖评审活动的开展，研究决定市长质量奖评审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事项；
　　（二）审定市长质量奖评审通则等重要工作规范；
　　（三）审查、公示评审结果，提请北海市政府和市长批准市长质量奖拟奖企业或组织名单。
　　第七条 市长质量奖评审委员会成员由具有广泛代表性和权威性的知名学者、质量专家、企业管理专家、行业人士、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人员等组成。市长质量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分管质量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副主任委员由市质量兴市办主任担任，其他成员由质量兴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提出名单，市质量兴市办汇总报市长质量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审定。
　　第八条 市质量兴市办承担市长质量奖的日常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制（修）订市长质量奖的评审通则等；
　　（二）组织制（修）定市长质量奖评审细则、评审员管理制度，建立市长质量奖评审员专家库，组成各专项评审组；
　　（三）组织编制市长质量奖年度工作计划，组织开展区内外及国内外质量奖评审标准和评审工作的跟踪研究；
　　（四）负责市长质量奖的申报受理、组织评审以及宣传推广工作；
　　（五）组织专家或第三方机构调查、核实申报企业或组织的质量工作业绩及社会反映；
　　（六）汇总并向市长质量奖评审委员会报告市长质量奖各专项评审组的评审结果，提请审议候选名单；
　　（七）组织考核、监督市长质量奖评审人员职责履行情况；
　　（八）承担市长质量奖评审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九条 市质量兴市办组织建立市长质量奖评审员专家库，组成各相关专项评审组。各专项评审组由3-5名评审员组成，专项评审组实行组长负责制。评审组主要职责是：
　　（一）对企业或组织的申报资料进行评审，提出建议现场评审的企业或组织名单；
（二）制订现场评审实施计划，对企业或组织实施现场评审；（三）提出建议授奖的企业或组织名单。
　　第十条 涉及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时，市质量兴市办邀请纪律监察部门参与市长质量奖评审的监督工作。
　　第十一条 市质量兴市办在开展市长质量奖评审工作时，应充分发挥技术机构及社会中介机构等组织的作用。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十二条 申报市长质量奖的企业或组织，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在北海市行政区域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从事合法经营3年以上；
　　（二）产品或服务符合国家和自治区有关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安全生产、产品消费、劳动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产业政策等要求；
　　（三）积极推广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建立有效运行的质量管理体系，认真贯彻GB/T 19580《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国家标准，建立卓越绩效模式管理推进机构，形成了自我完善的持续改进机制，质量效益突出；
　　（四）近3年来主要经济指标和社会贡献程度居北海市同行业前茅，主导产品的技术和质量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从事非盈利性业务的企业或组织，其社会贡献位居区内同行业前列；
　　（五）品牌优势突出，社会美誉度高，建立质量诚信体系并具有良好的质量诚信记录。对获得国家级、自治区级品牌或质量奖奖项的企业或组织，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
　　（六）近3年内无重大的质量、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公共卫生等事故和劳资纠纷，无涉税、走私等违法行为，无因组织责任导致的服务对象、用户（顾客）投诉的突出问题；
　　（七）近3年内无违反法律法规的不良记录。

第四章 评审标准

　　第十三条 市长质量奖评审标准应体现先进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借鉴和吸收国内国际先进质量奖的评定标准。评审标准是市长质量奖评定的基础，也是企业或组织自我评价、自我改进的参考依据。
　　第十四条 市长质量奖评审标准参照《卓越绩效评价准则》（GB/T 19580）制订。
　　第十五条 市长质量奖评审标准可根据行业的特点，按农业、制造业(含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重点在质量管理、经营规模、自主创新能力、科技进步、市场占有率、诚信记录和社会贡献等方面分别制订各行业的评审标准实施指南，以保证市长质量奖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第十六条 市长质量奖评审标准总分1000分，评审以资料审查和现场评审的综合评审总评得分为主要依据，获奖企业或组织在综合评审中的总评得分必须高于标准总分的80%（含）。若当年申报企业或组织的总评得分均低于标准总分的80%（不含），则该奖项空缺。
　　第十七条 市长质量奖评审标准根据质量管理理论及其实践的发展，可适时进行修订。

第五章　评审程序

　　第十八条 每年由市质量兴市办发出申报市长质量奖的通知，并在规定时间内组织受理当年度市长质量奖的申请。
　　第十九条 凡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或组织，在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市长质量奖评审标准进行自我评价，形成自我评审报告，按要求填写申报表，并提供相关的证明性材料，经所在地县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签署推荐意见，在规定时间内报送至市质量兴市办。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质量技术监督局部门对申报企业或组织所申报材料进行真实性审核，出具书面推荐意见，并签字盖章。
　　第二十一条 市质量兴市办组织对申报企业或组织的基本条件、申报表及相关的证实性材料的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确定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或组织名单。
　　第二十二条 市质量兴市办组织市长质量奖评审各专项评审组按照评审标准和实施指南，对资格审查合格的企业或组织的申报资料进行评审，形成资料评审报告，并遵循好中择优的原则确定现场评审的企业或组织名单。
　　第二十三条 市质量兴市办组织各专项评审组按照评审标准和实施指南，对资料评审后确定的现场评审企业或组织进行现场评审，形成现场评审报告和建议授奖的企业或组织名单。
　　第二十四条 市质量兴市办综合各专项评审组的建议后，提出提请审议的候选授奖企业或组织名单，并将企业或组织的申报材料、资料评审报告、现场评审报告等材料提交市长质量奖评审委员会审查。经评审委员会审议后，表决确定初选授奖的企业或组织名单。
　　第二十五条 市长质量奖评审委员会通过市政府信息网、市级新闻媒体及网络对初选拟授奖名单向社会公示，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公示期限为15天。对公示后反映的问题，由市质量兴市办负责组织进行调查核实，形成调查核实情况报告，提交市长质量奖评审委员会审查。
　　第二十六条 通过公示的拟授奖企业或组织，由市长质量奖评审委员会报市政府审核，经分管质量工作的副市长审核，最后由北海市市长审定签署，由北海市人民政府发文公告。

第六章　奖励及经费

　　第二十七条 获市长质量奖的企业或组织由北海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颁发市长质量奖奖牌和证书，并给予每个获得市长质量奖的企业或组织一次性奖励10万元。
　　第二十八条 市长质量奖奖金主要用于获奖企业或组织的质量持续改进、质量攻关和人员培训、质量检验机构和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提升服务质量等，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九条 市长质量奖的评审不向申报企业或组织收取任何费用，不增加企业或组织负担。奖励和评审经费由北海市财政统一安排，纳入财政预算。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申报市长质量奖的企业或组织应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对发现采用不正当手段骗取市长质量奖的，由市质量兴市办提请市政府批准撤销其市长质量奖称号，收回奖杯、证书，追缴奖金，并在市级主要新闻媒体上予以曝光。
　　第三十一条 获得市长质量奖的企业或组织应持续实施卓越绩效管理，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员工的创业积极性，深入推进再创业工作，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努力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第三十二条 建立获奖企业或组织定期巡访及动态管理机制。企业或组织在获市长质量奖后5年内如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质量兴市办提请北海市人民政府撤销其奖项，按比例收回奖金，并向社会公告。被撤销奖项的企业或组织从被撤消之日起5年内不再受理其申请。
　　（一）发生重大的质量、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公共卫生等事故和劳资纠纷等情况的；
　　（二）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出现不稳定，产品经国家级或省级质量监督抽查判定为不合格的，或出现重大服务质量事故的，被有关方面和群众投诉并查证属实的；
　　（三）出口产品因质量问题被国外通报或索赔，造成国家形象和产品信誉受到较大损害的；
　　（四）因经营管理不善，出现严重经营性亏损的；
　 （五）发生其他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第三十三条 获得市长质量奖的企业或组织可在企业形象宣传中使用该称号，并注明获奖年份，但不得用于产品和服务宣传。违反上述规定的，由其所在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第三十四条 参与市长质量奖评审工作的人员应实事求是、公正廉洁，保守企业或组织的商业和技术秘密，严格遵守评审的有关规定和程序。与申报企业或组织存在有利害关系的，本人应当主动提出回避。对违反评审纪律的，视情节轻重予以批评、警告或取消评审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除本办法规定的市长质量奖评审机构外，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进行市长质量奖的评审活动。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可参照本办法设置本县（区）政府质量奖规定。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崔建远 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合同解除 单务合同 解除对象 解除权行使 诉讼方式 诉讼外方式 解除效力
内容提要: 我国现行法上的合同解除制度具有特色，单务合同应为解除的对象。对于当事人双方变更或排除我国合同法第94 条的约定，应当依据合同解除制度的目的及功能、诚实信用原则和交易习惯，考量个案案情，综合多项因素进行判断，然后得出结论，更为现实，更为允当。解除权行使的方式可有诉讼上和诉讼外两种。解除权的行使未采诉讼方式，但纠纷案件由裁判机构处理的场合，合同解除效力照样发生，且自解除通知到达相对人处时开始。


关于合同解除的问题，笔者撰写过法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我国的合同解除》[1]，先后发表过数篇论文，提出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务的发展，研究的深化，又有新想法产生，兹整理成本文，求教于大家。

一、单务合同是解除的对象

单务合同是否作为解除的对象，《法国民法典》( 第 1184 条) 、《德国民法典》( 新债法第 323条、第 324 条) 、《瑞士债法典》( 第 107 条、第 109条) 都持否定态度，日本民法没有明确规定，判例承认法定解除适用于单务合同(注：日本大判昭 8·4·8 民集 12 卷 561 页等。转引自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597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但学说对此持有异议，现今的有力说亦然。(注：[日]我妻荣: 《债权各论》( 上卷) ，148 页; 星野英一: 《民法概论 IV( 契约) 》，第 70 页。转引自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597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在中国，郭明瑞教授和韩世远教授都赞同法定解除仅对于双务合同具有意义。(注：郭明瑞: 《论合同的解除》，载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编: 《企业·证券·合同》，298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转引自韩世远: 《合 同 法 总 论》，597 页，北 京，法 律 出 版社，2004。)笔者则主张中国现行法上的合同解除制度对于双务合同和单务合同均有其适用，理由如下:

1. 应当看到，中国现行法上的合同解除，不限于违约解除，也包括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合同解除，还有不以违约作为解除权产生条件的约定解除，以及协议解除。在后三种场合，允许解除单务合同，会使债务人免去债务的束缚，使债权人及时脱离已经没有积极意义的合同关系，免负附随义务等负担，轻装上阵，进行新的交易，显然十分必要。

2. 还注意，中国现行法上的合同解除，不但包括违约解除，也包括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所说的合同终止。须注意，这些立法例及其理论上的任意终止，包括任意终止无偿委托( 任) 合同、无偿保管( 寄托) 合同。由于中国现行法上将它们所谓的终止也叫解除，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为《合同法》) 第410 条规定了任意解除，其中包括任意解除无偿委托合同这种单务合同; 《合同法》第 376 条第 1款规定了寄存人可随时领取保管物，表明不论保管期限是否约定及是否明确，寄存人均可随时解除保管合同，包括无偿保管合同。(注：关于无偿保管合同适用终止制度的理由，见邱聪智: 《新订债法各论》( 中) ，姚志明校订，293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显然，称中国现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不适用于单务合同，不符合事实。

3. 即便局限于违约解除的类型讨论单务合同可否作为合同解除的对象，采否定意见也有其弊端，持肯定看法有其积极价值。

( 1) 在违约解除的情况下，承认单务合同适用于解除制度，免除了债务人的债务，债权人得不到合同约定的标的物或服务，至多能够请求债务人支付违约金或赔偿金，而不解除合同也能获得此类救济。就此看来，单务合同作为违约解除的对象，似乎时常有利于债务人( 违约方) ，而不利于债权人( 守约方) 。对此，笔者认为，一般而言，作为一个理性人，债权人会权衡利弊而作出决定。将是否解除的权利赋予债权人( 守约方) ，而非法律禁止解除，更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客观实际。退一步说，即使债权人( 守约方) 果真选择了解除合同，且结果于其不利，也是他自己所愿。此其一。其二，债权人负有附随义务、负担场合，不允许解除合同，债权人受此类义务的束缚，一不小心，还可能承担违约责任。

( 2) 《合同法》第 94 条第 2 项规定的解除条件，包括履行期届至前债务人明确表示或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在单务合同场合，债务人于履行期届至前明确表示或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允许债权人援用《合同法》第 94条第 2 项的规定，解除单务合同，至少在许多情况下具有积极的意义。例如，如无息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人明确表示届时不偿还本金，或将其财产挥霍或转移致使届时无力偿还本金，允许出借人( 贷款人) 援用《合同法》第 94 条第 2 项的规定解除借款合同，提前收回本金，尤其在借款人没来得及挥霍或转移财产的情况下提前收回，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韩世远教授主张，以《合同法》对借款合同所做规范设计实系以有息借款合同为预设对象，这从第 196 条对借款合同的定义中出现的“并支付利息”可以反映出来。如此设计的规范，并不能够当然地适用于原则上作为无息借款合同的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的，比如第 200 条、第 201 条、第 202 条、第 204 条、第205 条等，均不适用于无息借款合同，第 203 条关于“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处此规范体系之中，自应限缩于有息借款合同。[2]453

这种观点的缺陷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韩世远教授是在“一般法定解除权仅对于双务合同具有意义。以下结合‘分则’的规定具体分析”的题目下议论的，他对自然人之间的无息借款合同不适用于解除的分析及其结论，是为“一般法定解除权仅对于双务合同具有意义”的断语服务的。在此，他忽视了《合同法》关于借款合同的规定理所当然地适用于法人与自然人之间、金融机构与法人之间( 基于特殊政策而产生) 的无息借款合同，他仅仅以自然人之间的无息借款合同分析的结论，意欲得出“一般法定解除权仅对于双务的借款合同具有意义”的结论，以偏概全。其二，韩世远教授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和思维方法:《合同法》完全以有息借款为预设对象设计借款合同规范及其体系，即便事实果真如此，也是不适当的，因为《合同法》要一体适用于法人之间、自然人之间、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的民事合同、商事合同，本应全面而周延地设计规范及其体系。本该清楚明了地规定，却语焉不详。遇此情况，就需要法律人的目光来回而全面地巡视于《合同法》分则、总则的规定，乃至于《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确定具体条文的含义及适用范围。本该规定而未规定，构成法律漏洞。有漏洞就应予填补，或用类推适用的方式，或用目的限缩的方式，或用目的性限缩的方式等。循此思路及方法，对于无息借款可否解除的问题，在《合同法》第 203条关于借款合同解除规定的适用范围不尽明了的情况下，韩世远教授钟情的法定解除使“合同义务的解放”、非违约方“交易自由的回复”、违约方“合同利益的剥夺”就应得到贯彻，《合同法》总则第 94 条关于合同解除条件的规定就应发挥作用。如此，《合同法》第 203 条的规定的适用范围不是被限缩于有息借款合同，而是应适用于自然人之间的无息借款合同，才会使“贷款人容忍借款人使用贷款、日后才可收回”的合同义务获得解放，才会剥夺借款人无偿使用贷款的合同利益，才不至于导致《合同法》第 94 条规定解除的目的在借款合同领域落空。如此解释的价值在下述情况下更加凸显出来: 借款人财产状况恶化，又将贷款用于违法犯罪或毫无前途、届时无法收回的领域，承认作为自然人的贷款人享有并行使解除权，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韩世远教授在这里的失当表现在，其目光局限于《合同法》的局部规范体系来解释第 203 条，再就是忽视了法定解除制度的目的及功能。其三，韩世远教授称《合同法》第 201 条的规定不适用于无息借款合同，过于武断，并不适当。因为第 201 条分为两款，第 2 款关于“贷款人未按照约定日期、数额提供借款，造成借款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至少在多数情况下也适用于无息借款合同，才较为适当。

接着分析无偿委托合同的情形。若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受托人无资力，将故意或重大过失地为委托人购买质量低劣的货物，任凭此情发展，委托人因此遭受的损失无法从受托人处获得偿付，而允许委托人援用《合同法》第 94 条第 2项或第 410 条的规定解除合同，并取消授权，阻止受托人实施上述有害的行为，益处不言自明。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受托人怠于处理委托事务的情况下，承认委托人的解除权及其行使，亦然。

在这里，有必要评论韩世远教授以德国民法、日本民法规定随时解除( 第 651 条) 被有些学者认为“有很多问题点，内容也不明确”为由，得出将来对中国《合同法》第 410 条做解释论展开时需要解决的结论，联系其总题目推测其意思，还是不承认无偿委托合同作为解除对象。在笔者看来，韩世远教授如此否认无偿委托合同作为解除对象，勉强得不能再勉强。其原因在于，A.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合同法》上的解除，包括德国民法、中国台湾“民法”上的合同终止。B. 从事物的实质方面讲，在受托人和委托人之间水火不相容的情况下，一定要维持委托合同关系，结果可能非常糟糕，惟有允许一方现有并行使解除权，才是上策。C.《日本民法典》第 561 条和中国大陆《合同法》第 410 条规定的任意解除，《德国民法典》第 671 条第 2 项和中国台湾“民法”第549 条规定的任意( 随时) 终止，可能“有很多问题点，内容也不明确”，但这只是需要解决、明确的问题，而非废止任意( 随时) 解除的理由，原因在于无偿委托合同以当事人间的信赖为基础、法律拘束力相对较弱，不宜强拉硬配。解决的方案，可有进一步严格解除的条件、增大损害赔偿的数额等选项。

( 3) 在无偿保管合同场合，保管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地毁损保管物，或者擅自将保管物交由不负责任的第三人保管等，寄存人享有解除权，可审时度势，行使解除权，将保管物提前取回，避免损失，尤其在保管物具有特殊意义的情况下，更具有积极的价值。

4.《合同法》允许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 ( 第186 条第 1 款) 、法定撤销( 第 192 条、第 193 条) ，此类撤销在实质上与合同解除相同，而与通常意义上的撤销( 第 54 条) 不同。赠与合同为单务合同或不真正双务合同，法律允许撤销———实质上的解除，就此说来，解除单务合同是有意义的。

韩世远教授不同意上述意见，认为中国《合同法》规定的任意撤销和法定撤销就是赠与的撤销，“立法用语已表明它并不属于赠与合同的解除; 德国民法称之为‘赠与的撤回’( BGB § 530Winderruf der Schenkung) ，并非合同解除。”联系与韩世远教授在物的瑕疵担保责任是否被统合到违约责任责任等问题上的争论，笔者发现韩世远教授特别强调法律用语所起的作用，而笔者时常更关注事物的本质。在辨别合同解除与合同撤销、撤回三个概念和制度的含义和分工上，又遇到这个问题。

其实，韩世远教授自己也没有一以贯之地以法律用语确定概念的含义，如他认为，《合同法》第 111 条的“请求减少价款”应当是“主张减少价款”。[3]8

对于撤销的概念和制度的含义和应用领域，中国《合同法》第 54 条、第 55 条、第 74 条、第 75条等，是将有效的合同作为撤销的对象的，对此，韩世远教授是承认的。[2]155( 300) 只不过他在赠与合同场合没有一以贯之，又说“撤销制度适用的对象是效力不完全的合同; 解除适用的对象则是有效合同。”即便如此，人们不禁要问: 《合同法》规定的赠与撤销针对的是“效力不完全的合同”吗? 解除的对象一律是有效的合同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 法释[2010]9 号) 第 5 条、第 8 条等规定已经否定了韩世远教授的看法。

对于撤回的概念和制度的含义和应用领域，不知韩世远教授持何种看法。观察中国《合同法》使用“撤回”的概念，是针对尚未生效的意思表示的，如要约的撤回。遵循此义理解合同的消灭，不宜将已经有效的赠与合同提前消灭称之为赠与合同的撤回。

需要注意，中国《合同法》上的解除，重在提前终止有效的合同，至于是因一方当事人违约而提前终止，还是非因违约而提前终止，甚至是不讲任何原因而随时终止，均在所不问，或者准确地说，那只是合同解除制度内部的类型划分问题。就此说来，《合同法》第 186 条第 1 款、第 192条、第 193 条所称“撤销”，就是合同解除。

最后，韩世远教授仅凭德国民法上的“赠与的撤回”称谓就断定中国《合同法》上赠与的撤销不是赠与合同的解除，在方法论上殊值商榷。继续性合同不因违约而解除，德国民法同样不叫解除，而谓终止，该如何处理呢? 韩世远教授自己仍然称之为合同解除。[2]448退一步说，假如中国民法完全沿袭德国民法而来，每项制度、规则及其理论都一一继受，依据德国民法关于“赠与的撤回”的设计来认定中国《合同法》第 186 条第 1款、第 192 条、第 193 条所称“撤销”绝非合同解除，尚有一定的说服力; 但在中国《合同法》及其理论系借鉴了多国和地区的民法及其理论，以及若干国际法律文件精神及规定的事实面前，拥有相当的中国元素的情况下，却以德国民法的称谓来解释中国《合同法》第 186 条第 1 款、第 192条、第 193 条所称“撤销”，显然难以服人。看来，以他国和地区的民法及其理论的称谓、设计等来反驳他人的观点，证成自己的见解，时常是凭其主观好恶来决定的。

不得不再次指出，韩世远教授再次地用境外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及其学说来直接界定中国现行法及其理论上的概念(注：韩世远教授在解释《合同法》第 66 条、第 67 条涉及的“已届履行期”时，就单一地依据日本民法及其学说所持已届履行期系指履行期届至，来认定中国《合同法》第 66 条、第 67 条涉及的已届履行期为履行期届至。见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 第 3 版) ，286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是不妥当的。笔者重申，中国《合同法》并不是依据德国民法制定的，对中国《合同法》制度及规定的解释，不得直接依据德国民法及其学说。不过，如果我们通过介绍、分析、论证德国民法及其学说合理、正确，来说明中国法的规定如此解释，可使中国法自洽，符合中国实际，倒是可取的路径及方法。

5.《合同法》第 195 条规定: “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和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其中所谓“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如果是终局的状态，实际是解除赠与合同，在赠与人明确表示了解除的意思时尤其如此。这样认定，完全符合上文“4) ”最后关于中国现行法上合同解除的界定，结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