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一种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对社区范围内的假释、监外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等罪犯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社区矫正不仅是世界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趋势，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但也必须看到，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在试点过程中，由于城镇、农村社区建设的不成熟，当前法律框架的束缚，以及社区矫正管理机制的滞后，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社区矫正经验，在本土化时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因此，必须从现实的角度，着眼于当前法律性、机制性等问题，既要以 “拿来主义”吸收国外先进的行刑理念和经验，又要以改革和创新精神勇于突破、构建和完善适应我国国情的社区矫正制度。
一 构建社区矫正制度的必要性。
一、社区矫正顺应了世界行刑理念的变更交替和发展趋势。
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刑罚适用逐步进入以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报应主义”刑罚观念逐渐被“目的主义”刑罚执行观所代替，社区矫正模式开始成为刑罚适用的主导。许多国家对于被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主要不是采用关押在监狱里，而是放在社区中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这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社区矫正方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方式。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统计数字，2000年就缓刑和假释两项，加拿大适用社区矫正比例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为77.48%，美国为70.25%，韩国为45.9%，俄罗斯为44.48%，在我国则不到15%。近几年，随着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逐步深入人心，罪犯缓刑假释率一度提高，但还是远不足30%。
二、社区矫正能有效降低行刑成本，更好地配置行刑资源。
我国历来推崇重刑主义，在实践中大量应用的监禁刑，使国家行刑成本居高不下。2003 年财政部与司法部联合下达了监狱经费支出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全国监狱系统实际需要高达 210 亿元经费才能正常运转； 到了2008年，根据《河南省监狱体制改革方案》和配套文件的规定，仅河南一个省监狱经费财政拨款总额就达到13.58亿元。高比例的监禁刑，势必带来高额的行刑成本、超押的监狱规模、过重的政府负担。现代刑罚理论认为：犯罪本身是对社会的一种破坏，社会要存在和发展，就必须投入人力、物力来弥补，刑罚是国家和社会迫不得已的选择，要尽量使这种投入最小化、而使产出最大化。 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就摸索出了社区矫正这一控制刑罚成本、提高刑罚效益的有效措施。众多西方国家适用社区矫正的实践表明，广泛适用社区矫正并不会导致犯罪的大量增长。根据中英量刑制度比较研究课题组代表团的赴英考察，在社区服刑的每个犯人的经费支出，只相当于在监狱内服刑的犯人经费支出的十分之一，而二者刑满释放后的重新犯罪率相当。 因此，社区矫正一方面能够极大地降低行刑成本，缓解监狱改造的压力，可以使监狱机关能够集中更多财力、人力、物力矫正那些恶习较深且社会危害性大的罪犯；另一方面也可以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
三、社区矫正是贯彻首要标准，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长期的监禁，使罪犯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缺乏了解和认知，使其丧失学习新生活技能的机会，不能跟上社会的发展。根据行刑社会化理论，一些刑释解教人员因长期处于监狱单调、机械的生活环境中，以至出狱后仍按照监狱的生活方式接人待物，不能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这就是所谓“生活节律监狱化”。 “生活节律监狱化”的危害很大，它不仅使罪犯出狱后不能加强“有规则的游戏”，不能正常参与竞争，不能尽快适应社会，而且容易导致罪犯重新犯罪。监禁时间越长，释放后适应社会生活的困难就越大，适应社会的能力就越弱。如果罪犯在刑满释放后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他们就有可能重新犯罪。据调查，罪犯回归社会的第一年是重新犯罪的危险期、高峰期，这期间重新犯罪的比率约占三年重新犯罪的50％，这是由于刚释放的罪犯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的缘故。而社区矫正没有将罪犯与社会隔离开来，它不仅不阻碍犯罪人回归社会，反而有利于犯罪人与社会的再融合，更好地、更快地适应新生活。因此，大力发展社区矫正刑，对于降低刑释人员的重新犯罪率，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二 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立法的相对滞后给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形成阻力。
目前，我们在基本法中仍然没有对社区矫正做出相关规定。关于社区矫正的正式发文， 2003年7月，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两高两部）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苏、浙江、山东6省市启动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5年1月，两高两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将试点扩大到河北、内蒙古、重庆等12个省(区、市)。2009年9月2日，两高两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从2009年起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也标志着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全面运行。由两高两部发布规范性文件对社区矫正的规定，虽然使试点工作过渡到正式开展，但这种规范性文件，仅仅是个权宜之计，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应当将社区矫正严格地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2011年5月1日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提出了社区矫正概念，更是从反面督促立法者，必须加快制定出一部统一的《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社区矫正机构和工作者、社区矫正的措施及管理办法、社区矫正执行程序、社区矫正的监督、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全面规定。
二、社区矫正主体不明确，且没有专业的矫正队伍，严重制约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
由于专门的社区矫正法没有出台，实践中对于社区矫正的机构一直模棱两可。根据《刑法》规定：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来执行。这一规定存在很大弊端：一是名不正，言不顺。公安机关属于刑事侦查机关，它的主要职能是维护社会治安、侦查和打击犯罪，刑罚执行权理应由专门的机关来执行。二是从实践情况看来，公安机关本身任务繁重，警力不足，所以不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对被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和教育，而被判处社区矫正的犯罪分子，虽然其人身危险性小，在社会中执行刑罚，但对他们还是应该监督、改造，并非放任自流、不管不问，如果教育改造措施跟不上，刑事惩罚的力度不够，犯罪分子就不能得到应有的教育、改造，也就不能实现刑罚的目的。三是双重主体。根据《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工作主体是司法行政机关，而《刑法》中对于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是公安机关。双重的主体既不利于维护法律权威与尊严又容易造成执法的推诿和托辞，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四是社区矫正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仅仅依靠“拆东墙，补西墙”的人员配置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多数试点地区也从监狱、公安系统抽调了一批有经验的干警来帮助司法所工作人员，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矫正教育需要一大批复合型的专业人才，包括具备心理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必须建立起一直独立的高素质的社区矫正队伍。
三、社区矫正刑适用率低，是推进社区矫正发展的重大缺陷。
《刑法修正案（八）》虽然明确提出了对于管制、缓刑、假释必须进行社区矫正。但是由于传统的重刑主义思想根深蒂固，无论是民众还是基层审判人员都不由自主地认为“治世用重刑”，这样才能威慑犯罪分子、降低犯罪率。于是在司法实践中，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非监禁刑适用条件太窄、太严，适用率较低，社区矫正的对象普遍减少，更谈不上如何发展和创新这项制度了。
三 构建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主要做法
一、更新行刑理念，是构建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价值基础。
现代刑罚理论认为：刑罚除了体现对犯罪人的惩罚、实现司法威吓、满足民众报应心态之外，更重要的功能是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也就是说在给予一定的法律惩处之后，还要采取各种矫正措施把违法犯罪的人员教育挽救过来，而不单单仅是报应、惩罚、威慑。社区矫正是基于对监禁刑的反思之下提出来的先进行刑方式，基于刑罚个别化、经济化、行刑社会化、恢复性司法理念等，使构建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有了先进的价值基础。
（一）行刑个别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对于罪行较重的犯罪分子采取比较严厉的刑罚进行制裁，而对于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则可以适用比较轻缓的刑罚予以矫正。个别化原则要求根据犯罪分子罪行的轻重，社会危害性大小，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给予不同严厉程度的刑罚方法。
（二）行刑社会化。
人类刑罚的发展史大致沿着死刑——监禁刑——非监禁刑的轨迹发展。对于那些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将他们置于社会之中，使他们融入社会生活能较快地促使他们改造。行刑社会化的目的是要避免给犯人打上监狱化的烙印，尽量使行刑的过程、方式、环境与社会的生活过程、方式、环境相一致，以便罪犯回归社会后，能够很快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
（三）刑罚经济性。
刑罚是一种有限的社会资源，在行刑过程中，监禁刑的运作成本极高，力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最大的社会效益。把罪犯放在社区矫正，既可以利用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促使罪犯重新融入社会，又可以缓解监狱压力，符合经济学上的成本效益原则。
（四）恢复性司法理念。
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就其本质而言，首先侵害的是被害人权利，其次侵害了社区的权利，最后才侵害了国家的法律秩序。 因此，犯罪人的责任，不是被动的接受刑罚惩罚，而是积极地挽回因犯罪造成的不良后果，消除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和社区的损害。同时，由于犯罪是社区关系不良的一种体现，社区成员应当对犯罪集体负责，每一个犯罪人身边的人，都应该对犯罪人悔过自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依据，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条，形成配套的刑事司法体系。
1、制定《社区矫正法》。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奠定了基础。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刑罚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按照我国目前试点工作的情况，社区矫正是作为刑罚执行方式而存在的，因此社区矫正的有关工作应当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制定一部统一的《社区矫正法》。
2、扩大管制适用范围。
管制刑是我国独创的一个非监禁刑刑种，它是将罪行较轻且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犯罪人放在社会上由专门机关在有关社会组织的协助下对犯罪人进行必要的管束控制的一种刑罚。对于那些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过失犯、偶犯、未成年犯等尽可能地采用管制刑。在实践中，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犯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建议在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法定刑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刑条款中，全部增加管制刑。
3、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
法律对于适用缓刑的条件规定太笼统，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缓刑的混乱，建议在立法中列举出适用缓刑的具体情形，比如：未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精神病犯；过失犯；胁从犯；没有造成损害的中止犯；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者等等．这些情形中，有的属于主观恶性不大，有的属于生理方面的缺陷导致认知能力的欠缺，对他们适用缓刑，有利于其认罪悔罪，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对于未成年犯，应施以特别的适用缓刑条件，应当比照成年人把标准适当放宽，只要没有法定禁止适用缓刑的情节，就应该尽可能地适用缓刑。
4、灵活适用假释。
依据刑法修正案八之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刑法》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笔者认为对累犯假释适用上的限制，并进行从严管理，重点矫治，会有利于犯罪的预防，但对于重刑犯适用假释的限制规定却过于宽泛有悖于刑罚个别性原则。例如：同是因暴力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由于地理环境、生活经历、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人格特征等方面的不同，在犯罪的主观恶性、犯罪的倾向方面仍存在显著性差异。此外，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罪犯属于初犯、偶犯和激情犯他们中大多数人主观恶性并不深，并且确有悔改表现，如果剥夺这些人的假释权显然有失公正，并且与刑罚的目的相违背，建议有区别性地放宽假释的适用条件，给予重刑犯假释适用权。
三、培育建立规范的社区组织。
社区矫正工作立足于社区，社区组织的广泛参与是社区矫正成功推行决定性的因素。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社区组织从不发达到发达，组织制度从不规范到规范，组织结构从不完善到完善一般都要经历长达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因而，社区组织的发育和社区组织结构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社区建设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开始被重视，各种类型的社团中介组织不断涌现并在城市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特殊意义上说也就是发挥社区接近民众的天然优势，充分发挥其防控犯罪的能力。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自愿式互动和以共同目标为基础的认同式互动为互动的主要形式，而在行政压力驱动下的强迫性互动正在被逐渐抛弃”。 这些组织以不同身份代表本社区参与社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发动居民关心社区事务，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社区组织的工作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民主参与的窗口，能够提高社区共同体意识，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民用机场运营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民用机场运营管理暂行办法
1993年7月13日，民航局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民用机场的正常运行和飞行安全，促进机场的建设与发展，明确机场管理机构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维护其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民用机场管理暂行规定》和其它有关决定，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暂行办法适用于民用机场和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以下简称民用机场）。
第三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是国务院负责全国民航事务的政府主管部门，对全国民用机场实施行业管理，其主要内容是：
（一）制定、发布建设、管理、经营机场的各类规章、决定、标准、规范，依法监督、检查机场的运行状况和服务质量。
（二）制定全国机场布局规划，编制全国机场建设的中长期规划。
（三）审定民用机场地理名称和管理机构名称的命名和更名。
（四）参与新机场选址，并提出定址意见。
（五）审定民用机场的总体规划以及飞行区布局、航站楼工艺流程、安全保卫设施。
（六）对新建、扩建机场的项目建议书进行初审，并按规定程序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七）参与机场竣工验收。
（八）审批机场安全保卫计划。
（九）审批、颁发、中止、吊销机场使用许可证、机场经营许可证和机场特种设备和特种车辆生产许可证。
（十）会同国家物价管理部门制定机场收费标准。
（十一）审批民用航空运输企业湿租外国民用航空器从事商业飞行使用民用机场的申请。
（十二）审批外国民用航空器经营人使用我国机场的申请。
（十三）统一对外发布、提供机场技术资料。
（十四）布置专机、救灾等特殊和紧急空运保障任务，下达保证飞行安全、搜寻援救、反劫持飞机等指令。
（十五）受理机场管理机构的工作报告和统计资料、报表。
（十六）提供咨询、信息服务。
（十七）监督检查机场执行各项规章制度，按规定对机场管理机构进行奖惩。
（十八）可视情派出代表驻机场管理机构，履行行业管理的监督、检查、协调职责。
（十九）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民航地区管理局）根据有关规定和民航总局的授权行使其所辖范围内的民用机场监督管理职能。
（二十）民航总局及其地区管理局有关工作人员可凭专门证件出入机场实施检查职责。
第二章 机场管理机构的管理职能
第四条 根据民航总局规章、决定以及地方法规、当地人民政府的决定，制定本机场各项管理的具体规定。如有必要也可报请民航总局、当地政府或当地立法机关批准发布，并监督执行。机场的各项具体规定，不得与国家法律、法规和民航总局规章、决定相抵触。在机场的任何单位和任何人，都必须遵守这些具体规定。违犯规定的，机场管理机构根据授权可按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条 拟定机场总体规划，经民航地区管理局、民航总局审核、批准后组织实施。驻机场各单位在机场内进行建设，必须符合机场总体规划和安全要求，并按规定征得机场管理机构同意，按机场有关规定组织施工，机场管理机构有权进行监督检查。
第六条 按国家有关规定和经协调批准的机场总体规划管理机场范围内的土地。驻机场各单位在机场范围内进行建设，所需土地应按规定一律实行有偿使用（已明确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和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为保障机场的正常运行，机场管理机构或者通过机场管理委员会负责协调驻机场各单位之间的关系。
第八条 管理机场范围内和候机楼内所有经营性商业活动。这些活动应得到机场管理机构的同意。未经机场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机场任何地方进行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
第九条 维护机场治安秩序，管理机场控制区。对进入机场控制区的车辆、人员颁发通行证。
第十条 对涉及机场安全秩序的飞机运行，除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的规定外，负责对飞机发动机的起动，飞机的移动和停放进行管理。
第十一条 根据我国政府与外国政府之间的航空协定，机场管理机构可与被指定的外国航空公司签订有关地面服务代理协议。未经批准，地方人民政府和机场管理机构不得允许外国航空公司使用机场。
第三章 机场管理机构的主要任务和职责
第十二条 机场管理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管理好机场，保障机场安全、正常运行，为所有航空运输企业、通用航空企事业和其他部门的飞行活动提供服务；为旅客提供服务；为驻机场各单位提供工作和生活服务。
机场管理机构必须按照机场所具备的条件，保证各种设施、设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机场管理机构必须保证飞机在机场活动区域内运行的安全正常和效率。根据各航空公司使用机场的情况以及旅客、货物吞吐量的增长情况，不断进行机场的扩建，添置、更新各种设施、设备，提高机场保障服务的功能，以满足航空公司使用和发展的需要，满足不断增长的旅客的需要。
第十三条 机场管理机构的具体职责
（一）机场管理机构应按照民航总局颁发的机场使用许可证或对民用航空器开放使用的批准文件规定的范围开放使用。凡经民航总局批准的航线和公布的航班时刻，包括民航总局批准指定的备降机场，机场必须予以保证。
（二）定期定时检查、维护飞行区的设施（包括跑道、跑道端安全地区、滑行道、停机坪、客机坪和助航灯光等目视助航设施、围界设施），及时清除道面上的橡胶附着物、积水、冰雪；消除有碍安全的隐患；保护机场净空和各类标志、标志物完好，清晰可见；保证飞行区处于良好、正常状态。
（三）负责乘机旅客及飞机运载的行李、货物、邮件的安全检查和飞机监护，防止危及空防安全的物品进入飞机。
（四）管理机坪。负责飞机机位分配和停放，以及进入客机坪的车辆、设备、人员的管理，维护秩序和安全，防止客机坪阻塞。
（五）管理候机楼，为旅客提供安全、舒适、方便的候机环境和条件。
管理、维护候机楼内各种设施、设备，包括照明、动态显示、电视监视、广播、空调、冷暖气、供水系统；电子钟及其控制、自动门、行李传送带、活动步道、防火装置、紧急出口等设施设备。
制定候机楼内的整体布局；确定旅客办理各种乘机手续的流程路线及其各种设施设备的位置；管理各种标志。
为旅客提供饮水、公用电话、手推车、医疗救护、在机场遗失物品的认领、小件行李寄存保管、问询等服务。
（六）管理机场范围内机动车辆的运行，规定行车路线、速度、停车位置，制定标志。对公用停车场进行管理。
（七）负责环境保护（包括噪音、鸟害、排污等）、公共区域的清洁卫生和拉圾废物的处理以及环境美化。
（八）维护机场治安秩序，保障机场安全。
（九）机场范围内以及指定地点的消防救援；按民航总局规定制定和组织实施应急救援计划，并按规定组织定期演练。定期演练要邀请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民航总局、地区管理局代表观察，提出意见。
（十）提供机场运行的有效资料，按规定上报统计资料和报表。
（十一）统一管理和建设机场非盈利性质的供水、供电、供气、道路等公用基础设施，通过收费收回投资和维持正常运转。
（十二）为驻场单位职工提供合理的有偿生活服务。
机场管理机构在履行以上职责时，对某些项目可以采取招标的方式，承包给某一单位经营。但在任何情况下，机场管理机构均应负管理的责任。
航空公司可以租赁机场场所承办本公司和代理其他航空公司有关广播、问询、动态显示、飞机到达停机位的指挥等工作。航空公司承办这些工作时，应与机场有明确协议。
第四章 机场管理机构的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 机场应为旅客提供饮食、住宿、购物、邮电、银行、停车等服务场所。为了引进竞争机制，这些服务通过招标方式，租赁、承包给有条件的企业进行经营。机场管理机构负责提供场地或设施，提出服务标准和要求。对违反协议的，可以终止协议，令其停止经营退出机场。机场管理机构直接经营这些业务时，应组建经营实体，独立核算，与其他企业平等竞争。
第十五条 机场管理机构按规定可以向航空公司和有关单位有偿出租仓库、值机柜台、各种旅客休息室、办公用房以及有关设施设备。
第十六条 机场管理机构经过批准，可按规定为航空公司代理运输销售业务。
第十七条 机场管理机构可以根据航空公司的委托，代理航空运输地面服务业务。
第十八条 机场管理机构不得开办或合作经营航空运输和通用航空企业。
第十九条 可按国务院和民航总局规定开办与航空运输有关的其他第三产业，努力创收，增加财源。
第二十条 机场管理机构提供的各项有偿服务，除经民航总局特殊批准者之外，均应按民航总局、财政部、物价局制定的《民用机场收费标准》和民航总局制定的其它收费项目、标准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机场管理机构的经营活动，必须按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颁发的机场经营许可证规定的经营范围开展经营活动。
第五章 机场管理机构与外部工作关系
第二十二条 机场管理机构与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工作关系密切，必须相互协作配合。
机场管理机构应按机场总体规划配合航管、气象、通信导航工程的实施，在机场所属范围内上述工程使用土地时，应优先予以保证。
机场管理机构要按照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发布的飞行计划、动态组织实施飞行保障工作，消防、救护、车辆等部门应按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的指令进行紧急援救工作。
机场管理机构必须按规定及时向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提供机场的各种有关资料和情报，由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发布航行通告。
第二十三条 机场管理机构与航空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在航空运输销售和地面服务代理业务方面，又是代理人与承运人的关系。
（一）新组建的航空公司需要驻场，应取得机场管理机构的同意并报机场主管部门（当地人民政府和民航总局、民航地区管理局）批准。当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机场管理机构必须予以提供有关保障。
（二）航空公司经营航线使用机场（包括备降机场），必须与机场管理机构签订机场使用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三）机场管理机构为航空公司代理销售、地面服务业务，双方通过协议确立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凡代理航空公司销售、地面服务业务时，除遵守民航总局有关规定外，还应遵守航空公司的有关规定，接受航空公司的监督检查。
（四）机场管理机构必须对各个航空公司一律平等公正，严禁对非委托机场管理机构进行代理销售或地面服务业务的航空公司，采取排斥、歧视的行为。
（五）航空公司开辟新航线，如机场管理机构有特种车辆等设备，可由机场管理机构提供有偿代理服务。如没有这些设备，由航空公司自备设备，可租给机场管理机构使用也可自己管理自己使用。
（六）航空公司在服从机场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可以在机场范围内修建专用候机楼、机库、停机坪等设施。上述设施建设、管理的具体办法，按民航总局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