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思考/朱 晓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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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的法理阐释

张晓涛


摘要：何谓生育权？死刑犯及其妻子有无生育权？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的自由价值应平衡于安全和秩序的价值之中，因此，其出径在于保障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的同时予以限制。在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之是否享有生育权的问题上，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则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是法之价值选择中的对立与统一的结果的表现之一。既然我国刑法并没有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严格地讲，仅仅是对死刑犯之生育权的实现方式上进行了不明确的规定。所以，有必要对死刑犯及其妻子的生育权提供现实可行的保障途径。唯有如此，才符合人道----正义价值的需要及法治文明的进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对生育权载体的人之生命的否定，自然，对于所有载体于人的生命之权利而言，都将变得模糊和几乎没有丝毫意义！
关键词：死刑犯 生育权 法的价值 价值权衡
Abstract: What are reproductive rights? Do the death and his wife have reproductive rights ? The rights to reproductive freedom for the death and his wife should be balanced in the value of security and order, therefore, a trail is to protect the reproductive rights for those facing the death and his wife , also to be restricted. In the issue of whether to sharing the reproductive rights for the death and his wife , for different values position, it may leads to different conclusions, is one of the performances for the antagonism and uniform results to the value options of law . Since China's criminal law does not deprive those reproductive rights, strictly speaking, only to the reproductive rights of those facing the death of a way of the realization of uncertain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realistic guaranteed ways for the death and his wife's reproductive rights. Only by so doing can we meet the needs of humanity ----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civilized values progress! "Without the skin, how can the hair stand? "As a negative to the carrier of reproductive rights for the life of a person , naturally, for all carriers in the lives of rights will become blurred and almost do not have the slightes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death ; reproductive rights ; values of law ; weigh the value

1. 界定：生育权的概念解析

生育权，顾名思义，也就是生殖和抚育的权利或自由。那么，何谓生育呢？在社会学意义上，生育的涵义极为广泛。费孝通先生在其著名的《生育制度》一书中就将“生育制度”界定为有关求偶，结婚，生殖，抚育的各种人类活动的有机组织的体系。[1] 在这一概念中，“生育”包括求偶，婚姻，生殖以及抚育等各项活动。显然，这一概念并未为我国立法所采用。
目前，就实体法而言，我国已有的部门法对有关生育权的问题作了一些规定。1992年的《妇女权益保护法》规定：“妇女有按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子女的自由。”
2001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这两部法律对生育自由或生育权的概念均未做出解释，并且，对“生育”的界定也不一致：前者将“生育”界定为“自由”，而后者将“生育”界定为“权利”。
生育权的法律解析如下：
生育权，生育权利或生殖权利在英文中为Reproduce Rights [1]。我国一些学者认为，生育权是“人权中生存权利的组成部分”。在法律上，生育权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生育的自由；另一个是生育的权利。此定义是从我国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之角度来阐释的。国外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生育权是个人隐私，身体完整权的延伸，属于个人权利。
所谓生育权，是指生育主体享有依法生育或不生育的自由以及在自主的为生育或不生育行为时受到阻碍、侵害时，有请求法律保护的权利。[2] 据此，生育权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生育权是一种法律上的自由或者说生育权是一种形成权。
在法律上，自由（freedom）问题是人的认识，生存与发展同自然界，社会的关系问题。从一般角度来讲，自由就意味着人，主体的充分的自我实现。[3] 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存，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存。不仅包括我实现自由，而且包括我自由的实现自由。”[4]
生育权是一种自由，亦即在生育权主体行使生育权时，不存在生育权主体与他人之间的特定法律关系。保护生育权，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保证生育自由的实现。在生育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首先是自由的问题，然后才是权利的问题。
其次，生育权是一种法律权利 。
法律对自由的保障并不局限于确立法律上的自由原则，更重要的是，在具体的法律制度，法律规范中体现和规定自由的内容，并且设定相应的控诉制度和公正审判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步，就是将一般的社会自由上升为法律上的自由权。[5]
当然，同自由一样，权利也是个涵义极为混乱的概念。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有点无可奈何地说：问一位法学家“什么是权利？”就好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什么是真理？”一样使他感到为难。[6]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利概念是不能界定的。
既然生育权是一种形成权，那么生育权行使的结果便是设定各种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相关各方主体均不能以自己的行为改变这种法律关系，并且只能承受这种法律关系。
再次，生育权是一种身份权。
人身权是自然人固有的民事权利，其存在和享有与自然人的意志无关。无论自然人个体有无实际行使这种权利的能力，以及是否意识到自己人身权利的存在，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同时，生育权的实现表现为人身权中的一种身份权。也就是说，生育权的存在不是以个人为基础，而是以婚姻关系的存续为前提。虽然现代社会存在大量婚外生育的情况并且其子女的权利亦受到法律的保护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然而，这并不是说国家赞同或鼓励婚外生育，而是说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一律平等。因此，生育权是夫妻双方享有的一项权利，这就意味着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来实现这个权利，也就是说，生育权是一种身份权。日常生活中的“身份”之概念与法律上的“身份”概念不同。在法律上，身份特指自然人在亲属身份关系以及其他非亲属的社会关系中所处的状态或地位，以及由该种状态与地位所产生的与其身份不可分离并且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但对于身份权的界定自近代以来学者们各执己见。如：佟柔先生认为：“所谓身份权是指权利主体基于一定的身份所产生的人生权利，如亲权，监护权，婚姻自主权等等。身份权是为维护公民一定身份所必需的人身权，他多发生在有血缘联系，婚姻联系的亲属之间。”[1] 史尚宽先生认为“身份权亦称亲属权，为由身份关系所产生的权利。广义的身份权包括亲属法上以及继承法上的权利。最基本的身份权为父母，为丈夫，为亲属，也可称之为根本的身份权。身份权系指由此根本的身份权分出之具体的权限或此等权限的集合。”[2]

2. 争议：死刑犯及其妻子有无生育权

2001年5月，浙江省舟山市发生了一起故意杀人案引发了学界关于死刑犯及其妻子有无生育权的大讨论。其基本案情如下：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海口港城贸易有限公司职工罗锋因琐事与公司副总经理王莹（女）发生争执，并将王杀死。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罗锋死刑。一审宣判后罗锋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其间，罗锋的新婚妻子郑雪梨向法院提出了一个在传统司法实践看来似乎荒唐之极的请求：“请让我借助人工授精怀上爱人的孩子！”。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为由拒绝了郑雪梨的请求。此后，郑雪梨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的申请，然又被拒绝。2002年1月18日上午，罗锋被执行死刑。[3]
此案一经新闻媒体的报道，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之广泛关注，成为群众议论的焦点。同时，也给法学理论界及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死刑犯及其妻子究竟有无生育权？
就目前的法律规定而言，对死刑犯及其妻子的生育权而言，主要存在一下相关规定：我国《婚姻法》第16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根据该条之规定，生育权的主体是夫妻双方，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对生育与否享有选择权。但该法作为规范婚姻家庭关系的专门法并未涉及生育权的详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第47条规定：“妇女有按国家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子女的自由。”该法从原则上规定了妇女生育的权利，其立法的前提是男性的生育权是不言而喻的！是为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而制定的旨在实现法的平等价值的部门法。从2002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法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规定明确了公民享有生育权，但在实践中对死刑犯及其妻子是否适用以及如何实现死刑犯及其妻子的生育权亦是众说纷坛。
当前，对于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是否享有生育权的问题，国内学者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学说：

2.1 肯定说

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我国宪法虽无明文规定生育权，但宪法及有关法律均有保护人身权的相关规定。显然，生育权属于人身权的一种，我国宪法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就应当保护隶属于人身权的各种人身权利，理所当然包括生育权。而且，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属于一种消极权利，亦即就这些基本权利而言，不是权利主体行不行使的问题，而是这些基本权利不为非法侵犯和任意干涉的问题。（注：笔者将基本权利的这种属性称之为基本权利的消极性。）
对于公民而言，法律没有禁止的均是可以做的；对于政府而言，法律没有允许的均是不可亦做的。法律对公民权利的阻碍必须由事先的法律明文规定。如果没有明示，那么，权利便不受限制。就法治而言，法治原则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根本的内涵即：公民的自由存在于法律没有禁止的任何空间。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身权，是指作为一个人，他理所当然应具有的权利，比如姓名，肖像，身体健康，自由，隐私等等。身份权是民事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将被剥夺生命的死刑犯能否享有生育权，关键是看他是否受民事法律的保护。既然民法依然可以适用于死刑犯，那么，死刑犯及其妻子即享有包括生育权在内的身份权。

2.2 否定说

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刑法及刑事诉讼法所力图构建的首要价值是国家和社会的安全与秩序。因此，当人们的行为危及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秩序并依法被判处死刑时，死刑犯的个人权利包括生育权就会受到剥夺或限制（法律另有规定者出外----笔者注）。其中，也包括同居权，而没有同居权，生育权自然无法实现。

2.3 折衷说

持折衷说的学者认为，任何公民均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以及虽未为宪法所规定但亦未为宪法所禁止的自然权利，即公民具有权利能力。所谓权利能力，是指能够参与一定的法律关系，依法享有一定的权利和承担一定义务的法律资格，是法律关系主体实际取得权利，承担义务的前提条件。[1] 与法律关系主体权利能力相对应的是其行为能力，即法律关系主体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实际取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能力。[2] 基于公民的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的可分性，故而，死刑犯及其妻子享有生育权。然由于死刑犯不具有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而不具有行为能力，从而使另一方（即其妻子）的行为能力亦难以实现。因此，其既不同意死刑犯及其妻子没有生育权的观点，又否认死刑犯及其妻子享有与其他公民之同等生育权的观点。他们认为，死刑犯及其妻子享有不完整的生育权，亦即是一种受限制的生育权。
笔者赞同折衷说。理由在于：价值观念的出现，以主体与客体的分化为前提，表明客体主体化的过程。“法律的历史表明，人们始终是在推崇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坚持严苛详尽的规则之间来回摆动。”[1] 一个法律制度之所以成功，乃是因为它成功地在专断权力之一端与受限权利之另一端达到了平衡并维持这种平衡。这种平衡不可能永远维续下去，文明的进步会不断的使法律制度失去平衡；而通过把理性适用于经验之上，这种平衡又会得到恢复。而且，也只有靠这种方式，政治组织社会才能使自己得以永久的存在下去。[2] 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安全，自由和平等三种价值及其冲突构成了法律制度的基础 。[3] 因此，在安全与自由自间，我们只能最大限度的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和动态中的静态，而不可偏执于自由和安全价值中的一方，否则，就会陷入价值取向上的二元对立模式。其后果不是矛盾和冲突的解决，恰恰相反，而是二者价值冲突的激化！后果不堪设想。
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的自由价值应平衡于安全和秩序的价值之中，因此，其出径在于保障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的同时予以限制。具体的保障措施及限制条件，笔者将在下文予以阐释。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甘南藏族自治州家畜家禽防疫条例（修正）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1995年6月1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95年9月23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8年7月24日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批准《甘南藏族自治州
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甘南藏族自治州家畜家禽防疫条例〉的决定》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消灭家畜家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保护畜牧业生产和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家畜、家禽（以下简称畜禽），主要指牛、羊、猪、马、驴、骡、兔、犬、鸡、鸭、鹅及其它饲养的动物。
本条例所称畜禽产品，指未经加工熟制的肉、脂、血、头、蹄、骨、角、乳、皮、脏器、毛绒、精液、胚胎及其它饲养动物的产品。
本条例所称畜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以下统称畜禽疫病），除国家和甘肃省公布的外，还包括马腺疫、沙门氏菌病、羊厌气菌病、羊链球菌病、绵羊坏死秆菌病、犬瘟热、肝片吸虫病、绦虫病、牛皮蝇幼虫病、羊鼻蝇幼虫病。
第三条 自治州、县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本辖区内畜禽防疫、检疫及其它兽医卫生工作，其职责是：
（一）管理和监督辖区内的畜禽防疫、检疫和其它兽医卫生工作；
（二）拟定本行政区域内畜禽防疫检疫工作规划；
（三）制定实施本条例的技术规范、标准要求及其它有关规定；
（四）管理实施畜禽防疫法规所需的证、章、标志；
（五）根据工作需要，授权具备条件的单位，实施检疫和签证工作，并发给委托证书；
（六）组织实施国家和省下达的兽医卫生及其它检疫工作。
第四条 建立健全自治州、县、乡、村兽医卫生服务网络，选派畜禽防疫人员。
畜禽防疫实行有偿服务，收入的服务费主要用于不脱产防疫员的报酬。
鼓励个体兽医申请办理《兽医从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从事畜禽疫病诊疗、阉割、保健工作。
第五条 凡在自治州内从事畜禽饲养和畜禽产品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与畜禽防疫检疫等兽医卫生工作有关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自治州内现役军马、军骡、军犬的防疫检疫由军队自行管理。军队在自治州内生产经营的畜禽及畜禽产品的防疫检疫，按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统一部署进行，并受所在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六条 自治州、县、乡人民政府对在畜禽防疫、检疫、监督管理及其它兽医卫生工作中做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有突出贡献的给予重奖。

第二章 畜禽疫病的预防与扑灭
第七条 畜禽疫病以预防为主，实行统一监督管理和计划免疫制度。
第八条 自治州、县畜牧兽医站、检疫站（以下统称防疫检疫机构），分别实施辖区内的畜禽防疫、检疫工作，其职责是：
（一）实施辖区内畜禽及畜产品的防疫、检疫、验证、签证；
（二）采取防治措施，消除各种疫病流行的因素；
（三）确定全年预防注射和驱虫时间，对重点防治的畜禽疫病必须预防接种，按时驱虫，并检查免疫密度和防疫效果；
（四）调查、监测辖区内的畜禽疫情，诊断疑难病症，扑灭疫情；
（五）组织指导辖区内兽医卫生科学普及活动，推广先进技术和经验。
第九条 乡（镇）畜牧兽医站的职责是：
（一）宣传畜禽防疫知识，指导畜禽养殖单位和个人做好兽医卫生工作；
（二）实施辖区内的畜禽预防注射、驱虫、治疗、检疫；
（三）组织指导辖区内兽医卫生防疫员的工作；
（四）按规定监测和报告疫情。
第十条 饲养、生产、购销、屠宰、加工、贮存、运输畜禽和畜禽产品的单位或个人，发现畜禽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须立即报告当地畜禽防疫检疫机构，并采取防范措施。
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和防疫检疫机构，发现或接到疫情报告后，必须采取紧急防范措施，并按要求时限逐级上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瞒报、谎报、迟报畜禽疫情。
第十一条 发生一类畜禽疫病，当地县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须立即派员到现场，查清疫源，确定疫点，划定疫区和受威胁区，及时报请县人民政府发布封锁令；组织人员，调配物资，采取隔离、捕杀、销毁、消毒、紧急预防接种等措施，迅速扑灭疫情，并上报自治州畜牧兽医行政管
理部门，通报毗邻地区。
疫区范围涉及两个以上县的，由自治州人民政府发布封锁令，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对疑似一类畜禽疫病，县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有权采取紧急强制预防扑灭措施，做好防治和扑灭工作。
第十二条 发生二类畜禽疫病，由县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划定并公布疫点、疫区、受威胁区，报请县人民政府采取严格防治措施，并报自治州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三条 三类畜禽疫病由县、乡人民政府按防疫要求，组织防治和净化。
第十四条 新发现的畜禽疫病和自治州内已被消灭的牛瘟、牛肺疫、马鼻疽、马传贫等疫病复发，或二、三类畜禽疫病呈爆发流行时，根据流行危害情况，可按一类畜禽疫病处理。
第十五条 凡发生人畜共患疫病或疑似人畜共患疫病时，要及时向当地畜禽防疫和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疫情，并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畜牧、卫生部门及有关单位共同采取防治扑灭措施。
第十六条 疫点、疫区内最后一头病畜禽扑杀或痊愈后，经过对所发病一个潜伏期以上的监测观察，再未出现阳性畜禽疫时，经彻底消毒，由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检查合格，报原发布封锁令的人民政府发布解除封锁令，并通报毗邻地区和有关部门，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七条 防治、扑灭重大畜禽疫病的药械、生物制品和有关物资，须纳入自治州、县人民政府年度防疫计划，并有适量贮备。
预防和扑灭疫病的经费须列入自治州、县地方财政预算。
第十八条 对防疫、检疫、监督管理人员在履行公务活动中，因公发生伤亡或感染职业病的，按国家劳动保护法有关规定给予补偿；不脱产防疫、检疫、监督管理人员由当地县民政、畜牧部门会同乡人民政府协商，参照公职人员因公伤亡处理办法妥善解决。

第三章 畜禽及畜禽产品检疫检验
第十九条 畜禽及畜禽产品检疫检验，由自治州、县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或授权单位实施。
第二十条 自治州、县畜禽防疫检疫机构的兽医卫生检疫员，分别由自治州、县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报批、发证和管理。
兽医卫生检疫员须按国家统一规定的检疫对象、项目、方法和标准实施检疫。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县畜禽防疫检疫机构根据畜禽疫病流行情况，组织定期或不定期的检疫。
下列畜禽须进行临床检查和实验室检验：
种牛：检口蹄疫、结核病、布鲁氏菌病、副结核。
种马（种驴）：检鼻疽、马鼻腔肺炎、马媾疫。
种羊：检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疥癣。
种猪：检口蹄疫、猪瘟、传染性水泡病、猪萎缩性鼻炎、仔猪副伤寒。
种兔：检病毒性败血症、魏氏梭菌病、螺旋体病、疥癣、球虫病。
种禽：检鸡新城疫、雏白痢、球虫病。
奶牛、奶山羊、役马、骡、驴、牛和禽的检疫要求与同类种畜禽相同。
下列屠宰畜只做临床检查：
牛、羊检口蹄疫、炭疽；猪检口蹄疫、传染性水泡病、猪瘟、猪丹毒、猪肺疫。
第二十二条 畜禽及畜禽产品出售和调运前，必须实施检疫检验，畜（货）主须按规定报检。
经营性屠宰的畜禽必须在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屠宰场（点）进行，并实施宰前检疫和宰后检验。
第二十三条 出售、经营、调运畜禽及畜禽产品，由所在地兽医卫生检疫员实施检疫检验。检疫检验合格的，出具检疫证明，并加盖规定的验讫印章。经营单位和个人凭检疫证明买卖和运输，运输单位和个人凭检疫证明承运。
检疫检验不合格的畜禽及畜禽产品，由兽医卫生检疫员按规定处理。
拒绝、阻碍兽医卫生检疫的，由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关实行强制检疫检验。
第二十四条 检疫检验证明的有效期：畜禽七天以内，畜禽产品三十天以内。
第二十五条 从自治州外引进的种畜或种禽，引进单位和个人必须持购入地县级以上畜禽防疫检疫机构的检疫证明，到自治州或县防疫机构登记备案。种畜或种禽必须隔离一定时间，经复检确认无本条例规定的疫病后，方可供生产使用。

第四章 兽医卫生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六条 下列活动场所和用品必须符合兽医卫生标准：
（一）畜禽饲养、购销、屠宰、贮运；
（二）畜禽产品生产、加工、运输；
（三）畜禽饲料、添加剂、药品、用水、用具、垫料；
（四）畜禽和畜禽产品包装、运输工具；
（五）畜禽和畜禽产品交易场所。
第二十七条 饲养畜禽和生产经营畜禽及畜禽产品的各类企业，须取得《兽医卫生许可证》，方可申请办理《营业执照》。
新建、扩建、改建与兽医卫生有关的工程，须事先向当地兽医卫生监督机关申请，经审查符合兽医卫生要求，方可施工。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经营。
《兽医卫生许可证》、《兽医从业许可证》由县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县兽医卫生监督机关核发，实行年度审核制度。
第二十八条 保存、使用、运输致病性微生物须严格遵守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严禁随意处理失效的疫（菌）苗。
第二十九条 禁止经营、运输下列畜禽和畜禽产品：
（一）封锁疫区内的；
（二）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
（三）染疫、有害的；
（四）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
（五）其它不符合兽医卫生规定的。
第三十条 自治州、县兽医卫生监督机关具体实施辖区内的兽医卫生监督管理。其职责是：
（一）监督检查辖区内执行畜禽防疫法规的情况；
（二）纠正处理违反畜禽防疫法规的行为，决定执行行政处罚，裁决兽医卫生技术争议；
（三）监督检查畜禽疫病预防和扑灭工作；
（四）审核、发放和管理兽医卫生证、章和标志；
（五）审核验收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各类企业建筑工程中的兽医卫生设施；
（六）监督监测畜禽及畜禽产品卫生状况；
（七）监测评价兽医卫生标准、规程和要求；
（八）监督其它兽医卫生事宜。
第三十一条 县以上兽医卫生监督机关为本行政区域内兽医卫生技术鉴定仲裁机关。
第三十二条 兽医卫生监督机关的兽医卫生监督员，须经上级主管部门考核、发证，凭证执行监督管理任务，执行任务时必须佩带规定标志。
第三十三条 兽医卫生监督机关经当地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在有关单位、场所派驻或委任兽医卫生监督员，有关单位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需在公路上执行监督检查任务时，兽医卫生监督机关可按规定设站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 兽医卫生监督机关执行监督检查任务时，被监督检查单位和个人应予配合，并认真执行兽医卫生监督机关的各项监督检查措施和要求。
第三十五条 执行防疫、检疫检验、消毒、罚没款等涉及收费项目的，收款单位或公务人员应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和个人，兽医卫生监督机关视其情节和危害程度可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一）警告并限期改进；
（二）罚款；
（三）没收或无害化处理其生产经营的物品；
（四）责令停业整顿。
行政处罚的决定、执行、监督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下列行为均属违反本条例规定，由自治州、县。市兽医卫生监督机关根据不同情况处理：
（一）拒绝、回避预防注射和检疫的，单位瞒报、谎报、迟报或者阻碍他人报告畜禽疫情的，给予警告，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由此而导致发生口蹄疫、猪瘟、牛出血性败血症、炭疽、鸡新城疫等疫病的，须将病畜禽全部捕杀，损失由畜禽所有人自负，致使疫病蔓延流行
，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二）出售未经检疫、冒充检验合格或病死畜禽肉产品的分别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三）引进、倒卖患疫病畜禽的，责令追回患疫病畜禽，捕杀并作无害处理，没收非法所得。
（四）不遵守封锁令，在疫区收购、调运与所发生畜禽疫病有关的、易感染的、依法应当检疫而检疫不合格的、染病的、病死或死因不明的及其他不符合国家有关动物防疫规定的畜禽及产品，就地扣留，监督货物所有人作无害处理，情节严重的，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
（五）转让、涂改、伪造检疫证明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没收违法所得，收缴检疫证明；转让、涂改检疫证明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超过五千元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伪造检疫证明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超
过三万元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乱抛病死畜禽的，责令畜禽所有人清理病尸，作无害处理，拒不作无害处理的，依法代作处理，处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七）拒绝、阻碍兽医卫生工作人员依法履行公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使用暴力、威胁方法，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兽医卫生监督员、检疫员发现疫情或者接到疫情报告后不报、迟报，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情节轻微的，由兽医卫生监督机关批评教育或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受处罚单位或个人对兽医卫生监督机关行政处理、处罚不服的，或拒不履行兽医卫生行政处理、处罚决定的，或有争议的，按照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违反动物防疫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直接给他人造成健康危害或经济损失的，受害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州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问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批准公布之日起实施。


（1998年5月22日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甘南藏族自治州家畜家禽防疫条例》作如下修改：
1、第一条中“国务院颁布的《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2、条例中的“畜牧行政部门”修改为“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
3、第三十六条删除第一款的（二）项、（六）项和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增加“行政处罚的决定、执行、监督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执行”的内容。
4、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修改为“由自治州、县、市兽医卫生监督机关根据不同情况处理”。第（一）项“对疫情瞒报、迟报的”修改为，“对单位瞒报、谎报、迟报或者阻碍他人报告畜禽疫情的，给予警告，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在“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后增加
“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一句。第（四）项修改为“不遵守封锁令，在疫区收购、调运与所发生畜禽疫病有关的、易感染的、依法应当检疫而检疫不合格的、染病的、病死或死因不明的及其他不符合国家有关动物防疫规定的畜禽及产品，就地扣留，监督货物所有人作无害处理，情节严重
的，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罚款。”第（五）项修改为“转让、涂改、伪造检疫证明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没收违法所得，收缴检疫证明；转让、涂改检疫证明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超过五千元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伪造检疫证明的，并
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梧超过三万元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六）项“作无害处理”后修改为“拒不作无害处理的，依法代作处理，处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5、第三十九条“违反兽医防疫法规”修改为“违反动物防疫法律、法规。”
《甘南藏族自治州家畜家禽防疫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1995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