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缘何步履蹒跚/杨涛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18:11:09 浏览:8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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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缘何步履蹒跚
杨涛
《中国青年报》11月23日报道，该报刊发《权威刑法专家透露：最高法院已决定收回死刑核准权》的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收回死刑核准权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在酝酿的一项司法改革举措，他建议可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专门办理死刑核准案件。
笔者认为，这一消息是司法改革中的一件大事，表明了司法改革正在向前推进。学者刘武俊也认为，这一信息表明最高法院在对待死刑核准问题上的明智之举，真正兑现了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死刑核准权由最高法院独家行使的明确规定。
但是，笔者在为之高兴的同时，也深感司法改革的推进速度缓慢，近些年来，要求对现行的司法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证，但实际改革的步伐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前不久，笔者在江西省赣州市举行的“地方法院现代化”论坛上获悉，有关死刑核准权的收回、法院鉴定权的改革等已经原则上达成一致，但学者们普遍关注的法院执行权的改革、公安看守所归属问题、强制措施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等等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学者们普遍认为，司法改革归根结底是司法权的重新配置和合理划分、界定的问题，然而，仅仅于此认识我们并不能看出司法改革的推进的艰难之所在。在笔者看来，司法改革中至少涉及三方利益的博弈。
首先，司法改革是一场在司法机关之间、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博弈。这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局在内的多方博弈，比如法院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的司法局行使，那么法院的权力相对缩小、司法局的权力要扩大；再比如建立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那么法院的权力相对扩大，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的权力相对缩小。而权力在现实中往往就代表了利益，对拥有权力的惯性依赖，必然让相关机关难以在改革上作出正确的取舍，而是想方设法找出自己应当拥有该该权力的理由。
其次，司法改革是一场在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司法改革中，有时是公权力的退步，而公民权利的扩张，或者相反公民权利缩小，公权力的扩张。比如建立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所能自由行使权力就相对缩小，而公民可以对有关机关对其采取的强制措施申请司法审查，就意味着公民的权利在扩张，那么在将来的实践中也必然带来这些机关在行使强制措施的权力时更为不便，为维护自身的权力，因而，有关机关与民众声音之间的一场博弈也将在所难免。
最后，司法改革也是一场上下级之间的权力博弈。改革的进行，必然也会涉及到上下级司法机关、上下级行政机关的权力的重新配置，比如死刑核准权的收回，就是在法院上下级之间进行权力的重新配置，下级机关有时也会力争保有原有的权力，而且有时地方政府也需要希望本级司法机关行使某些权力以方便其政策目标的实现，而参与到博弈中来，使这场博弈更加复杂。
在司法改革中，有时是司法权的重新配置不仅是一方面的博弈，很可能是这三方面交错进行，使得博弈错综复杂。但是，仅仅是博弈的复杂，还只能说明改革的艰巨，并不能完全说明改革为何步履蹒跚，事实上，我们看到，本来司法改革既然是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公民之间的博弈，就应当有多方参与，中立的第三方来主持，改革必然会在博弈中逐步推进，但现实的状况恰恰是与之相反。
现行的司法改革仅仅是司法机关主导下的改革，有关的司法机关在司法改革中起着主导作用，各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进行改革，偶尔也邀请有关学者参加，而不是由中立的人大来主持，这样的司法改革必然很难达到意见的统一，使得改革极为缓慢。其次，司法改革也仅仅是司法机关的司法改革，民众很难从中发出实质的声音，司法改革就必然不能更多体现公民的权利，从而使改革缺乏亮点，不能做出实质性的突破。
所以，我们在为最高法院已决定收回死刑核准权而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更应当看到改革的步履维艰，我们渴望对改革司法改革，让中立的权力机关来主持司法改革，让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从而推动司法改革加快进行。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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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产生的社会责任
苗 勇
前不久，我在《人民法院报》上看到一则消息，题目是“广西刑事审判体现人文关怀”，其中写到：“改进了严打方式方法，取消长期以来实行的召开集中公判大会等做法”。①我为此叫好，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感想。
诸如上述的做法，主要来源于刑事司法的人文理念：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关怀，无论他是谁，无论他做过些什么，无论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收入、阶级、地位、职业或其他特点。但我以为这还不够，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还在于犯罪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社会是有责任的。
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菲利说过：“在从法律现象的角度对犯罪进行研究之前，必须首先研究各国重复出现的犯罪的原因。这都是一些自然的原因，我曾经把它们分为人类学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原因三类。”②这无疑是正确的，任何犯罪的出现，都是有主、客观原因的。某种犯罪，是某个人自己干的，他当然必须承担相应的道义责任。如果个人没有意志自由，一切行为都是由客观原因所决定的，那么，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是不可行的。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现代刑法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一概不予追究。但是，犯罪的发生，还有其社会环境的原因。“犯罪人犯罪并非出于自愿；一个人要成为罪犯，就必须使自己永久地或暂时地置身于一种个人的、自然的和道德的状态之下，并生活在从内部和外部促使他走向犯罪的那种因果关系链条的环境中。”③“如果他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促使其犯罪的诱因的良好环境中，他可能活到80岁也不犯罪。”④没有社会存在的某种不良因素的的影响，是不可能有犯罪出现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是犯罪人在其主观支配下实施的，他承担刑事责任，具有正当性。犯罪行为的发生，也是社会客观因素作用的结果，那么，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管理者，能一推了之，没有丝毫责任吗。我以为，这是一种没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文革期间，由于社会管理者的错误，耽误了一代人的正常成长。动乱结束后，一部分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理想信念丧失，精神颓废，走上了犯罪道路。他们的人生悲剧，固然有个人的责任，但文革的责任能推卸吗？社会管理者的责任能推卸吗？
现在，刑事犯罪率仍在上升，这些犯罪人大都是贫困农村、文化在初中以下的青年。而生活有保障，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犯罪中所占的比例相当低。对“三农”问题有深刻见解的李昌平说：“犯罪、水土流失、自然灾害、沙尘暴等，其实是农民问题的延伸。”⑤说到底，是贫困和落后的结果。这些人的犯罪，是和那个地区经济、教育落后相关的。经济、教育的严重滞后，必然使得一些人合法生存能力较差，在追求富裕生活时，铤而走险，用非法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发展一个地区的经济、教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任务。如果这个地区的经济、教育发达了，人们的生存能力普遍较强，犯罪人必然大大减少。所以，一个地区的犯罪人多，我们的社会管理者，是有责任的。
犯罪人都是从非犯罪人来的，他们过去是国家的公民，犯罪后仍然是公民。好比一个家庭，孩子营养不良，教育不好，家长是有责任的，总不能另眼相待，甚至遗弃，而是要更加关爱。公民犯罪了，国家的责任难道一点也没有吗？我们的监狱对犯罪人改造很成功，承担了国家应有的责任。那么，司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这些人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应当看到国家的责任呢？这是毫无疑义的。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版序言》中写到：“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学说。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⑥虽然，恩格斯基于阶级斗争的对抗性，抛弃了这种对革命有害无益的抽象议论。但我们可以沿用这样类似的观点，因为，我们与犯罪人的矛盾，除了极少数的外，不是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都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绝大部分犯罪人，是要回归社会的。因此，社会管理者应当有这样的胸怀，不要一味敌视犯罪人，要完全承担起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对犯罪人给予人文关怀。
但遗憾的是，现在许多政府（广义上的）工作人员没有认识到这点，以为犯罪仅仅是犯罪人自己的责任，并没有把他们当作“社会的病人”来看待，于是，各种严厉打击的手段层出不穷。比如召开大会，将一大帮犯罪人身戴镣铐或五花大绑，亮相在成千上万人面前（一种典型的司法外伤害），这和历史上的侮辱刑，大概只有一百步和五十步的差异吧。这种社会管理者多了点陈旧意识，而少了点现代文明的理念。我并不完全赞同西方的司法制度，但他们对犯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很钦佩的。比如，在新闻自由的制度里，却从未看到过刑事审判的镜头，都是以图画来代之。我们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
其实，关于社会责任感，我们学学先贤也足够了。传说禹继承首领职位后，一次外出巡行，遇到一个在押的罪犯。他下车问明情况后，竟哭泣起来。左右随从说：“这个人犯了罪，受到惩罚是理所当然的，您怎么为此哭泣呢？”禹说：“尧、舜做首领的时候，人人都有仁爱之心，没有作奸犯科的；如今我做了首领，却出现了这种犯罪的人，这岂不是说明现在的政治不如以前清明了吗？所以我感到痛苦。”⑦文明的后人应该比前人做得更好！
因此，刑事司法人文精神，不仅是保障人权的需要，也是社会责任的体现。我们在依法惩治犯罪人时，管理社会的人不能不想想自己的责任。对犯罪人当然要依法严惩，但同时，对于他们的堕落，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家的责任。菲利说：“犯罪是由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种社会现象。这一规律导致了我所讲述的犯罪饱和论，即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应有的犯罪，这些犯罪的产生是由于自然及社会条件引起的，其质和量是与每一个社会集体的发展相适应的。”⑧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是社会不完善的牺牲品。正因为此，培根告戒司法官员：“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以公平为念而毋忘慈悲；应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⑨惟有认识到社会责任的政府官员，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充分体现人文精神，正确对待犯了罪的人——去用心地改造他们，而不是无情地打击甚至竭尽“摧残”之能事；才能更加努力地去发展经济和教育，以减少不能适应社会的人，从而在根本上预防犯罪。
注释：
①见2004年4月25日的《人民法院报》
②③④⑧（意）恩里科·菲利，郭建安译《实证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59页，132页，179——180页，183页。
⑤见2002年4月24日《人民法院报》。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6页。
⑦汉·刘向《说苑·君道》。
⑨郁忠民 俞峰编《中外法律名言录》，第44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邮政编码 312400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职能部门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2007年)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令
第 187 号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职能部门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CCAR-12LR-R1）已经2007年8月31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10月10日起施行。
局 长 杨元元
二○○七年九月十日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职能部门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机关各职能厅、室、司、局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管理，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机关各职能厅、室、司、局（以下简称“职能部门”），为了落实法律、法规、民航总局规章和政策的有关规定，在其职责范围内制定，经民航总局局长授权由职能部门主任、司长、局长签署下发的有关民用航空管理方面的文件。
第三条 职能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民航总局规章的规定，不得与法律、法规和民航总局规章相冲突。
规范性文件与法律、法规和民航总局规章冲突的内容无效。
第二章 规范性文件的种类
第四条 规范性文件包括管理程序、咨询通告、管理文件、工作手册、信息通告。
第五条 管理程序（英文为Aviation Procedure，简称AP），是各职能部门下发的有关民用航空规章的实施办法或具体管理程序，是民航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从事管理工作和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从事民用航空活动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
第六条 咨询通告（英文为Advisory Circular，简称AC），是各职能部门下发的对民用航空规章条文所作的具体阐述。
第七条 管理文件（英文为Management Document，简称MD），是各职能部门下发的就民用航空管理工作的重要事项作出的通知、决定或政策说明。
第八条 工作手册（英文为Working Manual，简称WM），是各职能部门下发的规范和指导民航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具体行为的文件。
第九条 信息通告（英文为Information Bulletin，简称IB），是各职能部门下发的反映民用航空活动中出现的新情况以及国内外有关民航技术上存在的问题进行通报的文件。
第三章 规范性文件的立项
第十条 民航总局各职能部门应当拟订规范性文件的年度制定计划，并经本部门主任、司长、局长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规范性文件年度计划应当包括项目类别、项目名称、起草单位、负责人和预计完成日期等。
第十二条 各职能部门可按照实际需要在计划外制定规范性文件，但需经本部门主任、司长、局长批准。
第四章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
第十三条 各职能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指定专人或成立起草小组（以下统称“起草人”）具体负责起草工作。
起草人应当对规范性文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咨询，拟定编制大纲，经有关职能部门主任、司长、局长批准后进入起草阶段。
第十四条 草案完成后，起草部门应当通过书面形式广泛征求有关职能部门、行政管理相对人或者专家的意见。
第十五条 对于涉及疑难、重大问题的规范性文件草案，起草部门应当召开相关人员参加的座谈会或者论证会，必要时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各方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可根据需要召开多次。
第十六条 规范性文件经起草部门根据各方意见进行修改定稿后，由主任、司长、局长签署下发。
第十七条 规范性文件起草过程中争议不大的，各职能部门可以根据需要简化制定程序。
第十八条 规范性文件的修订和废止，参照本章的规定办理。
第五章 规范性文件的公布
第十九条 规范性文件经职能部门主任、司长、局长签署后应当予以公布。其中，涉及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民航总局网站（www.caac.gov.cn）上公布或者以其他方便公众周知的途径及时公布。
第二十条 规范性文件应当按照统一的版式印刷。印刷版式要求见附件二、附件三。
第二十一条 AP、AC的编号，由文件种类英文简称、所属规章编号、职能部门英文代码(见附件一)、年份、顺序编号以及修订序号等依次排列组成。
第二十二条 MD、WM、IB的编号，由文件种类英文简称、职能部门英文代码、年份、顺序编号依次排列组成。
第二十三条 各种规范性文件用封面字体不同颜色加以区别，AP为绿色字、AC为蓝色字、MD为紫色字、WM为桔黄色字、IB为墨绿色字。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制定部门应当定期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其修订或者废止结果应当及时公布。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1995年3月30日公布施行的《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职能部门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民航总局令第40号）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废止。
附件一：
民航总局机关各厅、室、司、局英文名称两字代码一览表
名称
英文全称
两字代码
办公厅
General Office
GO
航空安全办公室
Office of Aviation Safety
AS
政策法规司
Department of Policies,Laws and Regulations
LR
规划发展司
Department of Planning
PL
财务司
Department of Finance
FI
人事科教司
Department of Personne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PE
国际合作司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Cooperation
IA
运输司
Department of Air Transportation
TR
飞行标准司
Department of Flight Standard
FS
航空器适航审定司
Department of Aircraft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AA
机场司
Department of Airport
CA
公安局
Aviation Security Bureau
SB
空中交通管理局
Air Traffic Management Bureau
TM
附件二：
AP、AC封面版式
（文件名称）
附件三：
MD、WM、IB封面版式
（文件名称）
关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职能部门
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的说明
为了进一步规范民航总局职能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对《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职能部门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民航总局令第40号）进行有效修订，在征求有关职能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最终修改形成了《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职能部门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40号令施行以来总局相关职能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情况
根据此次征求意见过程中总局航安办、规划司、飞标司、适航司、机场司、空管局等六个部门反馈的情况，总局40号令施行以来，以上六个职能部门共制定管理程序38件，咨询通告110件，管理文件118件，工作手册8件，信息通告79件。这些职能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对加强民用航空管理、保障民用航空安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修订40号令的必要性
1、40号令没有明确职能部门规范性文件与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关系，总局职能部门规范性文件存在与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不符甚至抵触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在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中规定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法规、规章相冲突。
2、40号令关于职能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分类不尽合理，管理程序与管理文件之间界限模糊，各部门对各类规范性文件范围的理解不统一。此外，六类规范性文件中的表格自40号令施行至今从未有部门单独制定过。
3、编印要求已经过时，不符合电子政务和政府信息公开的需要。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1、明确规定职能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不得与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相冲突。
2、将职能部门规范性文件的种类由六类减少到五类，将目前并未使用过的表格删去。同时，完善了各类规范性文件的定义，理清各类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区别，避免使用上的混乱。
3、增加了关于涉及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政府网站或者以其他方便社会公众周知的形式公布的规定。
4、删除了附录中已经过时的一些要求。
特此说明。
